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综合国力的增强、香港、澳门 的先后回归、经济领域与国际标准的进一步接轨，所有这些变革都毫无疑问地引起了世 界的广泛关注。与各国的政治家、战略家一样，历史学家也对中国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 情。为弄清近十年来美国历史学家的中国研究所呈现的主要脉络，本文特别选择了《美 国历史评论》在此期间发表的中国研究文章作为考察对象。笔者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有 三。其一，《美国历史评论》是美国历史协会的“机关刊物”，既代表了美国历史学的 最高水平，也是美国史学界历史最为悠久的学术刊物。其二，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20 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历史评论》对中国的关注程度显著上升，每年均有一两篇相关文 章刊载其上，几乎与该杂志对欧洲的关注程度相当。第三，历史学家是美国社会中一个 较大的学术群体，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至少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人的中国观。笔 者考察了1990-2000年间《美国历史评论》所发表的中国问题文章。这些文章几乎一致 地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左右着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和对外 交往。本文拟按照中国研究文章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从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中国的世 界地位问题、中国的社会问题三个方面论述美国历史学家是如何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 研究中国近现代问题的。
    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
    民族主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自此以后，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界定就从未停止过。尽管如此，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不外乎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民族主义必须以具体的民族国家为奋斗目标或存在基础；第二，国家成员拥有共同的文化意识、历史传统、甚至共同的语言是民族主义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根 本保证；第三，具有独立主权的民族政府是国家民众尽忠的对象。简言之，民族主义建立于特定区域内的民众拥有共同的文化意识、历史传统和民族语言基础之上，以建立或 者捍卫主权国家为首要目标。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应当是民族主义的产物。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在本文重点研究的12篇文章中，5篇文章明确地以中国民族主义为主题，另外两篇间接涉及到了该问题。因此，从1990年到2000年间，《美国历史评论》发表的中国研究文章 中至少一半以上探究了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和文化传统，中国民族主义出现的时间大大晚于大多数西方国家。学术界普遍认为，20世纪初是中国民族主 义的诞生之时。美国历史学家考察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时间范围就集中在这一时期。美国历史学家在考察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时倾向于强调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传统中的 根深蒂固及其潜在的扩张性。
    对于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而言，对国家主权的争取和坚持是其核心所在。所谓主权，就是一个政府自行制定法律并管理所统治国家的权力。美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传 统中已经包含着较为明确的主权意识。天朝观念则是这种意识的确切体现。乔安娜·韦 利-科恩（Joanna Waley-Cohen）以清朝乾隆皇帝对待西方技术的态度为例，说明中国 的天朝观念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较为明确的主权意识。乾隆皇帝在1793年接见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出的马戛尔尼伯爵（Lord Macartney）使团时曾经告诫来访者，中国不需要英国 和整个欧洲的制造技术及其产品。韦利-科恩认为，乾隆的此番表态并不代表着中国从来都对西方技术不感兴趣。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早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就对西方实用 技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及至乾隆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很多 领域，在朝廷的许可下帮助中国革新技术。传教士甚至亲临清朝边疆平乱前线，辅佐清 军作战。然而，清廷很快意识到，传教士的影响剧增必将危及朝廷对中国民众的统治，加之欧洲教会内讧使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耶稣会遭到打击，清朝政府便在18世纪末宣布 不再欢迎欧洲传教士的涌入。乾隆的表态就是在如此背景下做出的。欧洲人再次成为只 能对中国天朝制度顶礼膜拜的外夷。韦利-科恩分析道，中国政府急于修复天朝体制的 行为表明：“中国人及其统治者一致坚决反对向任何外来者割让权利或主权……这种态 度必须与孤立主义、对（技术）革新的敌视……以及顽固不化的优越感……区别开来”。 [1]（P1525-44）清朝政府显然是因为感受到了西方传教士和马戛尔尼使团对其统治中国 权力的冲击才作出上述决定的。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乾隆皇帝的根本动机在于维护王朝利益。但中国王朝维护自身利益的深层根源却在于中国传统中的天朝秩序思想。这与法国人佩雷菲特所提及的西方 极权者大多受个人野心驱使的情况有着本质的差别。[2]（P615）我们在此还必须将主权意识与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因为韦利-科恩显然仅仅谈论了中国传统中的主权意识，而 非中国的民族主义。主权意识是相对静态的概念，而民族主义则是捍卫或争取主权的动态过程。乾隆修复天朝体制的成功由于暂时消除了中国传统主权意识所面临的挑战而延 缓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近现代民族主义才出现在西方列强对中国天朝观形成有效冲击的近代，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对传统主权意识的维护也使中国 民族主义未与欧洲民族主义一样建立于对传统思想的彻底否定基础之上。这种观点既为韦利-科恩所坚持，也为其他学者所认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普拉森吉特·杜 阿拉（Prasenjit Duara）就是其中之一。杜阿拉在1997年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出现于20世纪初的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只是中国人通往普世理想的一 个台阶。杜阿拉特别指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民族主义乃儒家普救论的延续。如此产生 的所谓“救世”民族主义强调世界的精神和道德新生。尽管它从表面上看似乎忽视了中 国的自主权利，但却以推广中国传统思想的方式促进了中国主权的向外延伸。[3]（P103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