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维的束缚不但使刚刚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国沉溺于诸如“大同”世界、“大 亚细亚主义”、亚洲“同宗”等幻想之中，而且还使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知识精英以及 各届政府将政策重心放在了国内思想的统一和与拥有相似历史经历的国家之间的联合上。因此，“重视东方，忽视西方”成为美国历史学家笔下中国世界地位的另外一大特征 。阿瑟·沃尔德伦（Arthur Waldron）通过考察中国军阀制度的演变，既揭示了中国在20世纪前几十年无暇跻身世界国家之林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说明了导致中国敌视西方并最 终忽视西方的关键现实因素。中国本无“军阀”一说，但清朝的瓦解使地方势力急剧膨胀，陈独秀于是在1918年率先使用该词以指代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军阀混战不但完全 扰乱了中国的社会秩序，束缚了中国处理外部事务的手脚，而且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陈独秀认为，中国唯有打倒军阀、建立中央集权政府才能实现统一。而以胡适为 代表的另一方则辩称，中国可以依赖军阀之间的自愿联合逐步实现统一。沃尔德伦认为，尽管双方的观点相去甚远，但均未摆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束缚。他们的论战集中于 中国传统思想的两大关键要素，即“个人的道德责任和中央与地方政府相互关系的问题”。“陈强调了个人作为权力集中者的作用，他因此实际上支持采用郡县体制统治中国 ；胡则坚持封建传统所代表的分权思想”。因此，陈、胡二人及其所代表的两派政治势力的争执集中在如何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实现国内思想和政治上的统一。而试图实现的 统一仍然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反对军阀的阵营从一开始便将军阀与西方帝国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反对阵营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无疑加剧了中国社会对西 方世界的仇视。[5]（P1073-1099）
    威廉·罗杰·路易斯（Wm.Roger Louis）对香港问题的研究从另外一个侧面突出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中国现代外交的影响力。路易斯以1945-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时期中英两 国政治家对香港问题的关注为切入点，探讨了英国能够在战后继续占领香港的深层原因。当然，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英国继续占领到支持英国 统治的转变。这毫无疑问为中国政府收复香港设置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英国政府日益强硬的姿态是不容忽视的另外一大原因。然而，路易斯认为，当时主宰中国命运的国 共两党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坚定了英国政府的强硬。蒋介石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乐于利用英国占领下的香港运送大批军队到中国内战前线，而对于深处西北、在国内力量 对比中尚处于劣势的共产党而言，香港根本就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迫切问题。路易斯对于共产党的立场评论道：
    简言之，毛（泽东）从中央帝国的角度看待世界政治，认为中国本土远比边缘或者边疆地区重要。包括英国、美国、甚至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似乎相当遥远。毛和他的接班人 满足于香港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资本投资、及至中国三分之一的外汇收入和重要的金融服务。毛的观点在中国具有代表性，其影响延伸至1997年7月政权交接之时 。[6]（P1056）
    我们可以不同意路易斯的分析，但却可以看出其在中国的世界地位问题上与其他学者的根本一致性。此处的一致性是，中国的政治家更愿意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出发，以 一种既注重实际又远离尘嚣的姿态看待世界态势。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在20世纪至少一半的时间里为何总是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
    中国的社会问题
    由于近来《美国历史评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普遍关注，美国历史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同样被打上了传统思想的烙印。换言之，中国的传统思想不但影响着中国近现 代民族主义运动和中国看待世界的角度，而且还是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就笔者所考察的历史学家而言，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大致沿着两大方向进行：中国 当代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和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
    突出中国当前社会政策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之间的巨大相似之处，是美国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当代社会问题历史根源时所体现的最大特征。曾与美国著名汉学家 费正清一道撰写《新编中国史》（China:A New History）的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这种关注模式。戈德曼在文章一开始就表明了 他的立场：“他们（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实行的中国经济市场化和中国社会向外界开放的政策所造就的中国与1949年革命之前的中国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 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尽管此文严格地讲只是一篇回顾与综述文章，但作者显然是赞成他所评述的观点的。戈德曼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民主化进程、市民社会的建立三个 方面阐述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影响。首先，戈德曼认为，邓小平开始实施的中国富强政策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中国自强运动。当时的革新派力图通过发展经济 与技术使中国赶上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除此之外，当代中国还借鉴了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所谓“后儒家思想”邻国的发展经验，实行土地改革、市场经济和出口贸易等政 策。其次，中国在村民选举和扩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限方面也延续了19世纪末的改革运动。按照戈德曼的解释，早在1907年，天津就实行了第一次西方式选举，而到 1909年，这种选举方式已在中国全国推广。至于立法机构的权限问题，戈德曼同样坚持，清朝末年的改革者已经开创了通过选举产生国家议会并以宪法统治国家的先例。第三 ，市民社会的逐步建立也得益于清末改革者的启发。所谓市民社会，即由在政治之外的相对独立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府决策的社会团体所组成的社会公共区域。戈德曼 认为，中国的市民社会思想源于梁启超的大力倡导。[7]（P153-64）因此，19世纪末以在变幻的世界格局中维护传统封建统治秩序为主要目标的维新运动和洋务运动却为中国当 代的社会政策作了铺垫。戈德曼不时地对中国缺乏“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表示“遗憾” ，这进一步说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将中国现行的改革开放视为封建维新运动的翻版 。这种观点忽视了两场改革运动在产生背景、发起者、社会环境和根本动机方面的本质区别，因而是片面而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