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则是美国历史学家近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时所体现的最大特征。《美国历史评论》2000年12月举行的“中国历史上的性别与男性”论 坛集中反映了这种研究趋势。在性别问题上，中国历史突出了男尊女卑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大部分历史学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女性所遭受的歧视及其社会地位上。论坛则独 辟蹊径，从男性社会角色的角度剖析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苏珊·曼（Susan Mann）从宏观的角度勾画出了中国男性在传统社会中的三大角色区域：家庭、帮会、友谊。在这三大 区域中，男人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与同性的交往中度过的。中国传统家庭的家长以延续香火为首要任务，男性家庭成员顺理成章地成为家庭的决策者，男性的交往范围也被限定 在父亲与儿子以及兄弟之间。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使无数男性涌入城市谋生。在缺乏家庭保护而又孤立无助的情况下，男性往往结成帮会。而同乡、同师门、同年应试、同学 等关系则通常会为男人之间的友谊奠定基础。[8]阿德里安·戴维斯（Adrian Davis）的研究探讨了男性在家庭兄弟关系中的角色。戴维斯发现，中国传统家庭中不但男女之间 存在等级，即使在兄弟之间等级同样森严。年长的兄弟常常被父母赋予更大的家庭决策权。即使在犯法之后接受法律惩处的问题上，清朝的律法和司法机构也坚持长者从轻的 原则。[9]李·麦基萨克（Lee Mclsaac）以中国抗战首都重庆为例，分析了中国帮会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袍哥”组织是当时重庆规模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帮会。尽管“袍 哥”组织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结拜兄弟为榜样替成员伸张正义，但其内部的等级制度仍然十分严格，“大哥”的地位不容挑战。[10]诺曼·库切（Norman Kutcher）则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男人之间纯粹基于友谊的交往进行了研究。库切认为，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以平等自愿、共度难关为特征的男性友谊关系之所以长期受到儒家 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反对和排挤，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此类关系的存在有悖于儒家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和国家体制，并会对后者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11]
    论坛文章的焦点尽管不一，其结论却是一致的。强调等级尊卑、中央集权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深刻而彻底的影响。不但男女之间的尊卑界线不可逾越，长期处于 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之间同样如此。论坛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传统社会中男性的主要活动区域无不按照君臣、父子、男女、长幼的等级秩序组织。只要男性群体不逾越等级 制度的界限，儒家知识分子和政府不仅会不加干涉，而且还会以法律和其他强制手段对其长久存在提供庇护。而基于纯粹友谊之上的男人之间的关系则为儒家思想所反对和压 制，也不会得到政府的认可。
    结束语
    本文所考察的文章涵盖了20世纪的最后十年。天朝观念及其所依据的儒家思想的无处不在是贯穿这些文章的主要线索。在我们目前所关注的历史学家的眼中，儒家思维模式 左右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它不仅使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近代外交充满幻想成分，而且还使中国社会--甚至男性社会--等级森严。它虽然阻碍了中国的现代 化进程，但其所引发的维新运动却预示了中国以开放心态争取新生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美国历史评论》近十年来所发表的中国研究文章还反映出了某些新的动向：其一，中国研究文章的意识形态色彩继续淡化。在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历史学家的 中国研究总是被中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所困扰。就连费正清这样的资深汉学家都未能幸免。[12]尽管本文所关注的历史学家也不时地谈及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一般都显得较为 温和并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加以对待。意识形态淡化的另一标志是对很多历史事件的分析比较公正客观。例如，韦利-科恩在探究18世纪末中国再次闭关锁国的根源时，就没 有片面责备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韦利-科恩认为，“18世纪末期，中国与西方关系出现裂痕，责任并不全在中国一方”，欧洲教会的内讧导致对中国持较为友好态度的耶稣 会的失利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1]（P1528）至于路易斯对香港问题的研究，虽然我们在上文强调了他将中国的立场归结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结果，但其主要精力还是放 在了对英国政府和香港历任总督政策的剖析方面。其次，这些文章体现了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文化研究趋势的加强。文化研究以注重考察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为特征。价值观 念体现于社会的意义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语言都是重要的意义模式。[13]（P33）美国历史学家给予极大关注的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套缜密的价值体系。杜阿拉、卡尔、沃尔 德伦三人的文章则从解读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语言中的关键词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入手，为我们展示了以前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断。杜阿拉和卡尔以“亚细亚”和“亚洲”两词在中 国的接受和使用情形为线索，论证了被传统思想束缚的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时的无奈和无助心理。沃尔德伦则通过分析“军阀”一词的渊源，将读者引入了中国20世纪初 的政治争论之中。至于社会生活方式，整个“中国历史中的性别与男性”论坛都是围绕其展开的。然而，“中国历史中的性别与男性”论坛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将美国最新的 性别理论引入了中国问题研究。美国开展女权主义和妇女史研究已有时日，对妇女问题的研究不仅使性别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激起了人们对男性研究的巨大 兴趣。美国学者布赖斯·特雷斯特（Bryce Traister）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宣布，现在已经到了“将男性重新置于……学术文化批评的中心位置”的时候了。[14]（P276）特雷 斯特所表述的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观点，而是体现了美国学术界对过于注重女性问题的性别研究的反思。这种新的性别研究模式显然也影响了美国的中国研究，因为苏珊·曼在 其文章一开始就说明了组织此次论坛的根本原因：男性史研究尽管已在欧美广泛流行，但并未引起中国研究领域的注意。曼因此相信，“本论坛的文章是英语中国史学家第一 次将性别作为分析范畴以考察男性社会关系的合作尝试”。[8]将男性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必将给中国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和挑战。
    然而，近十年来美国历史学家对中国的研究仍然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其中较为突出的缺陷有二。第一，他们的研究视野似有狭窄之嫌。他们不仅将研究的时间跨度限制在19 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且他们对于中国历史问题的解释也集中在一条线索，即儒家思想。第二，美国史学界乃至美国整个人文学术界近来极其盛行的跨国比较研究模式并未在 中国研究中体现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颖的学术观点的涌现。当然，我们不能 因此而否认美国历史学家的中国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美国人的中国观具有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