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以史笔自任的四川史学家刘咸炘 （1896～1932）欲重修《宋史》，而且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他对宋代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是民国初年国内宋史的早期研究者，有着多方面的贡献，值得我们好好总结。本文仅围绕他重修《宋史》的事迹略而论之，期得以管窥豹之见。
    一、重修《宋史》的缘起
    元人撰定的《宋史》问世后，不断受到指责。虽然后人不能否定《宋史》的史料价值，然欲改撰重修者继继不断，竟有一二十家之多，此亦足见《宋史》在治史者心目中的不佳形象了。元人周以立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而未能。明正统末，其曾孙周叙请于朝，诏许自撰，亦未成而卒[1]（周叙传）。嘉靖中，廷议更修《宋史》，严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然亦未见有成[1]（严嵩传）。时有柯维骐阅20年之力撰成《宋史新编》，以宋为主，辽金附之[1]（柯维骐传）。明季重修《宋史》则有王维俭、汤显祖、顾炎武三家[2]，成者有王氏《宋史记》，而汤氏重修《宋史》终未脱稿，顾宁人（炎武）有改修《宋史》之作而去向不明。无论重修或改撰，修撰者立意有所不同。《宋史》最受责难者，一为其成书仓促，编纂杂芜；二为其“义例”，如立《道学传》，被认为乃“元儒之陋”而受非议。清代修《明史》，延时甚长，其间亦有儒林、道学之争，自是因学术认知不同所致。前者为史家所公认，后者则反映了学术思想的差异。改撰或重修《宋史》成为治史者的一块长久心病。
    延至清末民初，议责《宋史》者仍然不少，而有“重修”意者已经不多。正如清初赵翼所说：“今时代愈远，宋金书籍可资考订者流传益少，虽有志纂辑，亦无从下手矣。”[3]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有之，则西蜀史家刘咸炘可书一笔。刘咸炘幼从父兄之教，1914年其父卒后，就从兄成都延庆寺所设明善书塾（后更名尚友书塾）习读。1916年任塾师，主持负责书塾。刘氏一生以史笔自任，“于宋、明史部、集部用力颇勤”，其所持论“每每出人意表”，乃“自成一家之学者”[4]。对刘咸炘有重要影响的前辈学者是提倡“六经皆史”的章学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幸承家学，略窥思、孟之义；私淑章实斋，探索史官秉要御变之术。”他服膺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对章氏史学多有阐发，同时也并不拘泥于章氏之说。总的来说，章氏史学是他治史思想的主要思想资源。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刘咸炘与时以《古史甄微》名闻学界的蒙文通同在成都大学任教，过从甚密，相与涵泳学问之涯。蒙文通过刘咸炘的学问十分推崇，有“其识駸駸度骅骝前，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之语。二先生都十分关注宋代历史，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关的朝代，《宋史》的重修问题也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戊辰年（1928）三月二日这一天，蒙文通对刘咸炘说：“学林中有一事须君为之，君文出笔如史，又熟史学，宜以重修《宋史》为任。”[5]数日后，同在成都大学任教的著名学者唐迪风复以此事促刘咸炘应承此事。刘咸炘感到“兹事太大”，但已怦然为之心动，开始了重修《宋史》的准备工作。五月二十八日撰成《重修宋史述意》（下称《述意》）一文，很快对蒙文通、唐迪风的建议作出了回答，并对重修之事作了深入的思考。
    刘咸炘谦逊认为自己“于宋事实不甚熟”，故拟“先以宋事诸大端多拈题目与诸弟子合力辑论”。其实，此前刘咸炘已撰著有《宋史学论》、《北宋政变考》、《南宋学风考》等很有份量的宋史论著，蒙文通等人的建议正是对他包括宋史在内史学成就的推崇。《述意》谈到了他的写作计划：准备将来积累数十篇作为基础，“如其能备规模则谓之《宋史略》；如不能备则谓之《宋史别裁》”。刘氏早殁，他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然而却留下有不少研究宋史的杰出篇章，成为民初以来宋史研究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之一（此当另文述之以表）。
    自明末以来，“重修”之议未断，刘咸炘慨然以重修《宋史》自任，他以一人之力，是在继承意义上讲的最后一人。可是他之“重修”，决不同于此前诸贤，他要在深入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从他史学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来看，实已属于20世纪“新史学”之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是力图撰修“新”《宋史》的第一人。其人其事，学界或少有论及，然其绍述邵晋涵、章学诚之志而重修《宋史》，在民初史学中留下了一段值得注意的印记。
    二、重修《宋史》以“表宋风”
    清代学术因时而多变，虽然乾嘉学术的所谓“汉学”占有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始终贯穿着“汉学”与“反汉学”的思想冲突（注：此问题论者甚多，可参阅朱维铮先生《汉学与反汉学》一文，载朱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作为乾嘉学术的反动，道光、咸丰以降，以理学为主干的“宋学”渐有复苏之势，“推崇宋代是道咸以后的一个基本风气”[6]。近代思想家严复说：“研究人心风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有八九可断言也。”[7]此话讲于1917年，大体表现了时人对宋代历史的新认识。虽然“最宜究心”，而数十年间真正从事“宋学”研究且有成就者殊少，以致宋史研究长期落后于其他断代史成为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