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修《宋史》与“中兴蜀学”
    刘咸炘以史学为蜀中学术的最主要特征，他之重修《宋史》，也有感于蜀中史学之不传，欲借修《宋史》来“中兴蜀学”。
    在《宋史学论》中，他谈到“蜀中宋世掌故之学最盛”，如李攸《宋朝事实》、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杜大珪《碑传琬琰集》、张和卿《皇朝事类枢要》、魏了 翁《国朝通典》等。又指出：
    吕氏虽传中原文献，而南渡掌故之宗则在蜀中，盖其地自唐以来久不被大灾，而印书之风又甚盛也。
    蜀中掌故记注之学则首推二李：丹棱李焘（仁甫）、井研李心传（微之）。韩淲《涧泉日记》称仁甫为蜀中史学之首，叶适序李焘《巽岩集》谓其《长编》“《春秋》之后财有此书。……第使至约出于至详，至简出于至繁，以待后人而已”。予以极高评价。李心传之《系年要录》、《朝野杂记》、《旧闻证误》等，皆为踵李焘《长编》之后的重要史著。
    《述意》指出，“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后来却“反如鄙人”了，他深有感触地谈到西蜀史学这一盛衰之变：
    五代之乱，北为兵躏，惟吴蜀二方多收文士，北宋资之以开一代之文。欧、曾、王、苏其著也。宋复南迁，复有吴蜀囗。掌故文献，蜀人保存之力为多。元兵略蜀，蜀士南迁于浙，浙人得此，遂成文坛府库。江南文风大盛，蜀反如鄙人矣。
    那么，蜀中掌故之学又是如何东传的呢？李心传受命修纂《四朝会要》和《中兴四朝国史》，即辟蜀士高斯得、牟子才二人为助手。高、牟二人都长期担任国史院修史官员，对史学都有很高的热情。高氏《耻堂存稿》中《闲中读书次第》诗云：“要把二岩书贯穿。”二岩指巽岩（李焘）、秀岩（李心传）。原注说：“巽岩《长编》终徽宗，秀岩《要录》惟高宗一朝，欲合为一。”很可说明他的修史决心和愿望。元人袁桷说：“陵阳李先生特以史局入蜀为参谋，首辟先生。以自近苍黄出蜀，李公造朝，愿给笔札补其书，先生之助为多。”[10]即指牟子才而言。李、高、牟三家之后又皆侨寓湖州，为“蜀学”的东传发挥了重要影响。元人黄晋卿《隆山牟先生文集序》载说：“昔宋东都盛时，蜀山苏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海内。渡江后，疆圉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东南。及其既久也，百年之遗老相继沦谢，而陵阳牟氏父子遂岿然为蜀士之望。以老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视乎东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隆山先生，大理公之冢子，能世其家业而不陨者也。……父子之间，自为师友，以经学道义相切磨。母夫人邓氏，太史李公外孙女，又从而有闻于史学。大理公殁，学者有所不知，必之先生而考实焉。先生于前朝制度之损益，故家文献之源流，历历如指诸掌。”[11]大理指牟子才之子宋景濂作《柳贯行状》曰：“隆山牟公应龙得太史李心传史学端绪，先生悉受其说。”后世有宋世文献萃于浙东之说，刘咸炘认为，“金华固承蜀中史学之传也”。《宋元学案·深宁学案》载，南宋后期浙东学者王应麟与汤文清论学讲道，“西蜀史学”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述意》举例说，清初山阴陈岱（陶庵）独修《明史》为石匮书，蜀中达州李长祥（研斋）见后，推断作者必为蜀人。后来证实，陈氏之先果由蜀徙来。浙东本来文风就盛，得蜀士的推动更加彰显。加上他们深识“深刻之风”，黄宗羲、邵晋涵、章学诚诸大学者从此而出。
    刘咸炘在成都大学国学研究会上的一次讲演中说：为学态度有深广二种，蜀学“长于深而短于广”，如好为议论之类。若要想辅之以广，“当复宋世之史学”，此则专指浙东史学而言。而绍复浙东史学，“正是中兴蜀学，非吾蜀学者之当务乎”！对借修《宋史》而“中兴蜀学”寄予了莫大希望。他在《先河录》一文中也曾谈到浙人得蜀人掌故文献之传说：柳贯（道传）得“蜀中李氏掌故文献之传。李氏本南宋文献之宗，至是浙东乃代蜀而兴”。虽然清初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史学的兴起并不一定就是蜀中史学东传的结果，但西蜀史学对浙东学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彼盛而此衰，振兴“蜀学”成为清末以来蜀中知识分子的孜孜追求。清代前期江南问学之风大起，而蜀中文坛却非常寂寞。乾隆十一年进士四川丹棱人彭端淑《大雅堂记》一文中追慕两宋蜀中“人文之盛”，而对“今已不可复”的现实大为感叹。直到咸丰十二年何绍基和同治十二年张之洞先后任四川学政，大昌兴学之风，方一改蜀地文教落后的局面。至于民国初年，蜀中人才继继而出，“蜀学”乃有激活之势。此正西风东渐之秋，旧学新潮无不搅动着知识分子的思想。
    刘咸炘虽蛰居西蜀，却也密切关注着外部世界的变化。他在教授学子的《浅书·私塾详说》中阐述了学习传统的子、史之学的方法问题时，就特别指出：“如欲求专，当读近译枯雷顿《逻辑概论》、法人《史学原理》。若为寻常通用，则先取浅明之译籍数本合观之。”他还推荐了一些可读的译著，如刘伯明译杜威《思维术》，严复译耶方斯《名学浅说》，费培杰译《辨论术》等，并说：“采西方专科统系之说，以助吾发明整理也。”他认为，佛教的传入，“古”之诸公有所“取资”，古今不异，面对日炽的西风，也必须有所资取，学问方有新的生命力。
    陈寅恪于1935年所撰《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之真谛。”刘咸炘之史著是否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自可另论，但他确实对西潮之激荡是深有感触的。他对吾国传统文化更加情有独钟，大体可以归为主张“中学为体”一类。他认为，西来之风“侵削华化”，东南地方受其影响不小。西北文风自汉唐大盛，宋后已衰。而蜀地介南北之间，民性得文质之中，虽经元明时期文风衰减，而清季以来已渐有兴象。蜀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后此或将为华化退据之地乎”？他把蜀地看作是固守中华文化的根据地，对“蜀学”的期许是相当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