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陈寅恪语）成为一代学人长期的追求。刘咸炘欣然接受蒙文通等人的建议，认为以“时风”言之，重修《宋史》正得其时。清初章学诚（实斋）、邵晋涵（与桐）重修《宋史》而未果，然他们撰修之旨却受到刘咸炘的看重并希望予以发扬光大。《述意》说：“自乾嘉以来，士崇考据词章而行谊不如前人，章先生慨叹宋学之不讲。”认为章、邵重修《宋史》，是希望“表宋风”。而清末民初以来，西风东渐炽盛，欧风美雨弥漫，人崇功利，需要有以矫之。他特别注意到，“已有人主张复宋学”这一“时风”。进而以为：“今日而修《宋史》，则如范蔚宗之修《后汉书》，表狂狷以药当时之柔弊。”（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一云：“范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此可为刘氏所言“狂狷”、“柔弊”之意作注。）刘咸炘秉承章学诚所谓“史而有子意”的思想，认为史著应有“史旨”，他分析了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诸书的“主旨”，后来“史法既亡，遂无宗旨”，“独章先生与邵二云欲修《宋史》，以提倡宋学为主旨”。章学诚曾说邵晋涵虽“以汉诂推尊，不知宗主乃在宋学”[8]（卷一八。邵与桐别传附廷枫言），章氏知邵氏尤深，是乃为最为相知之言。章学诚《家书五》中亦言：
    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宋学矣。……宋儒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往在京师与邵先生言及此，邵深谓然。廿一史中，《宋史》最为芜烂，邵欲别作《宋史》。吾谓别作《宋史》成一家言，必有命意所在，邵言即以维持宋学为志。吾意维持宋学，最忌凿空言说。
    章氏还谈到，“此时讲求文辞，不宜略去宋学，但不可堕入理障”[8]（卷九）。他反对的是“空谈性天”陷于流弊的“宋学”，维持的是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的“宋学”。从这个目的出发，章、邵二人要重修《宋史》而使宋学传承下去。章学诚《邵与桐别传》说：“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纪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衷据。”[8]（卷十八）章氏《浙东学术》中又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9]对浙东之学重视史学传统予以了充分肯定。对“宋学”的理解，固然因时因人而不同。清代一般讲论宋学，乃指与乾嘉考据朴学相对立而言，所谓空言“性理”者。章氏对“宋学”有一套自己的特定解释。刘咸炘对宋学的理解与章氏所论一脉相承，他没有把理学当作唯一的解释。他说：
    乾嘉以来，王学几绝，宋学大衰，天下靡然于考据，其独异者止浙东史学也。[5]
    可见在他看来，自“宋学”的继承者王阳明之学衰息之后，只有浙东史学置身于“考据”之外。也就是说，只有浙东史学才继承了“宋学”的真精神。他如此“抬高”浙东史学，也许和民初史学转盛不无相关（注：罗志田先生《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走向中心》一文对民初史学转盛有深论，可参考，载《汉学研究》第15卷2期，1997年12月。），学者们重新审视“史学史”，对“史学”有了新的认知。
    从渊源上来讲，清代浙东史学远绍南宋婺学。婺学为南宋吕祖谦于婺州（今浙江金华）所创的理学学派，尤尚史学，提倡经世致用。刘咸炘认为，此派史学至黄宗羲集其大成，而黄氏之学出于其乡先生王阳明（守仁）、刘蕺山（宗周），兼采南宋朱熹、吕祖谦、叶适、陈亮之学。章学诚继承了前贤的这一传统，“史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那种“舍人事而言性天”的人是不可以言史学的[9]。刘咸炘看来，清代的浙东史学与时风颇不相类，一是与吴、皖经学相对，二是独守宋学，三是独守王学，故而学者盖寡。但浙东史学绍宋承明，自成大宗，“今欲复宋学，必并复此学”。所以他说，《宋史》“于今当修”，“而修《宋史》必用浙东史学”，既有“当然之理”，又有“必然之势”。吴、皖经学亦即所谓“汉学”者，清代的“正统”学术，而“宋学”、“王学”为旁支。经学独盛而史学不振，浙东史学独存一线。邵、章二人重修《宋史》，正是浙东史学传统之一体现。
    章学诚《邵与桐别传》述邵氏“著《宋史》的宗旨”云：
    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予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钟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8]（卷一八）
    可知邵、章之于“宋学”并不盲目信从，取予之间自有决断，总的便是固守儒家本义而鄙弃空谈。刘氏在《述意》一文中特别表此段文字，自可看作是他重修《宋史》的宗旨。刘氏是服膺章、邵二人学术思想的，他明确地说自己是“学章、邵之学者”，修撰《宋史》就是要继续章、邵二人之志。邵晋涵说《宋史》南渡以后尤为荒谬，以东都赖有王氏《事略》，故先辑成《南都事略》。章学诚作《邵与桐别传》对邵氏重修《宋史》的宗旨等情况作了介绍。邵氏以为不能过为简约，可“叁倍”于章氏所拟之规模，而章氏认为可“不过五十万言”，可更彰显其“大义”。章学诚在其所撰《邵与桐别传》中记与邵晋涵讨论重修《宋史》事，又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其中说到计划中的《宋史》重修体例：“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别具《圆通》之篇。”《圆通》篇今已不存，然其《书教》三篇论“史法”甚详，可借以参考。刘咸炘说：“今欲重修《宋史》，当承先生之志，试用新体而分条辑论，正如先生所谓题目之长编，倘竟不能成体而为别裁，亦非止如寻常纪事本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