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蜀学”，刘咸炘原本就极为关注，著有《蜀学论》纵论蜀中学术。他论述“史氏家法”说，隋前成书仅存十数，蜀得其二，即陈寿著《三国志》和常璩著《华阳国志》。五代十国攘攘之际，蜀独尚文。载记特备，如宋初华阳句延庆著《锦里耆旧传》、新津张唐英著《蜀檮杌》、贵平（今仁寿）人孙光宪著《北梦琐言》都是这一时期不可多得的。在中国史学史上堪称极盛时期的宋代，西蜀史学更是独步当世。其中最著名的“四贤”有眉州王称撰《东都事略》，“宋后史之最有法者”；华阳范祖禹佐司马光撰《通鉴》，又别著《唐鉴》；丹棱李焘著书甚多，《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注之善，后亦无伦”；井研李心传“证误之密”，今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朝野杂记》、《旧闻证误》、《道命录》。此外所论尚多，此不赘述。在《宋史学论》中，他不赞同章学诚对苏氏史论的鄙薄，而认为苏氏之学“有功于史学”。这一点，与他的挚友蒙文通所论十分接近。蒙文通论北宋诸学派中：“唯苏氏能不废史学。……苏氏延北宋一线史学之传，俾蜀之史著风起云蔚。”[12]（317-319页）
    浙东学术与西蜀文化的契合点，正在史学。蒙文通对此也有过深入的论述，其言南宋之学，以女婺（浙东）之学为大宗，进而引宋人之语论云：“王淮言：‘朱（晦庵）为程学，陈（龙川）为苏学。’《隐居通议》言：‘灵卧吴先生曰：近时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欧、苏之裂。’此女婺之学远接苏氏，又不可诬也。盖庆历而后，程、王二派皆卑视汉唐，故轻史学，北宋史学一发之传，则系于苏。故至南渡，二李、三牟上承范氏，史犹盛于蜀。史称王应麟与汤文清讲西蜀之史学、永嘉之制度是也。女婺之学偏于史，可谓远接苏氏之风乎！吕、叶、二陈皆以文名，固亦规摹苏氏，故朱子有‘伯恭爱说史学’，‘护苏氏尤力’之说。”[11]（320页）南宋中期以降，学术思想界趋于活跃。浙东吕祖谦（伯恭）、陈亮（龙川）、叶适（水心）诸家相继而起，均与蜀学特别是苏氏史学发生着学术上的内在联系。
    刘咸炘《蜀学论》论道，在源远流长的“蜀学”中，虽然“大《易》之传，蜀为特盛”，然而“统观蜀学，大在文史”。他说：“唐后史学莫隆于蜀，而匪特两宋掌故之所存，且汉《易》本史学之难而尊者也。”此由唐后之西蜀及于清代的浙东，史学气脉一线相承。在刘咸炘心中，《宋史》的重修，正有所谓兼得之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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