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传统的绅士与乡里有紧密的联系，但是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传统绅士都是来自于乡村而又隐归乡村，城市里也出秀才、举人和进士。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城市的人口占城乡总人口的比例很小，城市的经济文化虽然比农村要发达些，但差别毕竟不悬殊，因此，城市里的绅士数在城乡绅士总数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李朝正《清代四川进士征略》列举了四川有清一代的进士774人，其中成都县27人，巴县21人，宜宾县23人，万县9人。这4个地区虽然在清代称县，实际上有城市的规模；这4个城市的进士共80人，占全省进士人数的10.3%。还要看到这4个县包括城区和乡村，故80名进士中，仍有一部分是来自乡村，真正出自城区的进士就更少，出自城区的进士与出自农村的进士的比例就因而更小些，可惜的是四川清代还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统计。如果把考察的范围缩小一些，看看江苏省江宁府的情况，则可得出二者的真正比例。
        清代江宁府的行政区划包括7县1府治，7县属于农村，1府治属于城区（即今天的南京市区）。两相对照，城区的进士数仅占总数的8.6%，城区的举人仅占总数8.9%。第二，即使那些真正出自城区的绅士，与出自农村的绅士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在传统社会里，虽然城市较农村文化发达，但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这个问题上，与农村没有什么两样。城区的绅士也许比农村的绅士在见识上要多一些，但是在出而为仕、退而为绅的人生归宿上与农村绅士是一样的。根据前面的计算，城市绅士仅占城乡总数的10%左右，即使有学者根据其它有关资料计算出城市绅士的比例要高一些。（注：见费孝通：《乡土重建》，民国丛书，第3编，14，第70页。“最近潘光旦先生和我一同分析了九百十五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从他们地域分布上说，52.50%出自城市，41.16%出自乡村，另有6.34%出自介于城乡之间的市镇。”），也不能改变绅士阶层与乡土的亲密关系。
        绅士这种出自农村又回归农村的状况给传统绅士阶层赋予了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分散性。费孝通说：“中国人才缺乏集中性的事实，也就是原来在乡间的，并不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之后就脱离本土。”[6]（p70）绅士阶层在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中处于剥削压迫农民群众（小农）的地位，但是其分散、孤立、彼此隔绝的状况与农民群众大同小异。“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也“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7]（p693）他们利益、地位、经历是具有同一性，但是这种同一性并不能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7]（p693）所以，章开沅先生在剖析中国近代社会的阶级、集团的状况时得出这样的结论：“绅士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尽管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却从来未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8]（p187）绅士本来是社会精英，拥有知识和财富，处在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注：见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民国丛书，第1编，77，第233页。“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显然是由三部分人构成的：一曰高高在上，以政治为谋生之手段的统治阶级；二曰居最下层，以劳力为谋生之手段的被压迫的民众；三曰调和于此两者之间的智识分子。”），他们应该成为号召人民推动统治集团进行城市化近代化的群体，但是他们这种分散、孤立的状况使他们根本无法承担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在西方资本主义介入之前，中国城市化近代化为什么迟迟不能发生？（这方面不少学者已作了深入的研究，但仍未能完满地解决问题）依我看，传统绅士群体的分散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二是地缘性和血缘性。绅士阶层与乡土有着不解之缘。除了应试和为官需要离开乡土外，其他时间都是被固着在乡土上的。很多绅士以隐居为荣，以宁静为乐，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在被刘备三顾茅庐之前，其志向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在宋朝，隐居不只是一般的喜好，而是成了一种职业，有“隐于市、隐于野、隐于朝”的说法。[9]（p507）到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绅士与乡土联系的密切程度有增无减，其活动的范围十分狭小，有的仅限于“环堵之室，半亩之宫”，有的“筑万涛园，朝夕觞咏其中，足迹不履城市”[5]（p1），有的“筑园于河干修篁古木亭台楼舫，远绝尘俗，颜曰半亩”，所著诗文集称为“半亩园集”[5]（p4），有的“以诗酒自娱，比邻罕见其面”[5]（p7），他们与外界不能说没有联系，但联系仅仅限于同宗、同族、同乡、亲戚和邻里关系，（这方面农村中其他社会阶层阶级也是如此）这样，所谓地缘性便与血缘性相伴随。别人和自己的往来，别人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不是基于职业上的需要，而是基于其与自己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远近。“这种不忘本的观念，却因而奠定了同父者为亲、同祖者为堂、同远祖者为族、同姓者为宗的血缘观念。同时又由于大家都在同一地区聚族而居，于是又形成了同乡者为我群，异乡者为他群的地缘观念或乡土观念。既然有了血缘和地缘观念，于是爱族、爱乡士之心盛，一旦遭受其他群欺凌时，大伙儿就会起来协力对外。”[10]（p104）
        在这里，传统的绅士阶层反对改革、抵制西学、趋向保守就有了答案。狭窄的活动范围、深厚的血缘关系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他们政治态度、文化心理归根结底还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客观环境和条件决定的。
        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之后，前后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绅士阶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反对改革转到赞成、领导改革，从抵制西学到欢迎、接受西学，从趋向保守到要求进步，从近代化的阻力变为近代化的动力。这是什么原因？与前述同样的道理，主观上行为的根源还在于客观条件，绅士阶层政治上的变化还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即由于他们不断地从农村走到城市，不断地城市化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