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城市化离不开人口城市化这个大环境。所谓人口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使城市人口逐渐增加的过程。也就是说，人口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人口的机械增长，而不是自然的繁衍。人口城市化最早先的原因，便是农村人口的急剧增长，耕地面积增长相对滞后或基本不增长，在传统生产方式下所产出的财富不足以养活众多的人口。这就是社会学和人口学所说的推力（put）。在湖北武昌县，“土地蹐确，人民淳厚，火耕水耨，以稻田为业。（按：这里说的武昌县当指郊区农村，不指武昌市区）县境所隶水居其七、山二、田一耳。灵溪、马蹟乡多山，生齿繁，不足以供养。”[11]离城市较近的农村地区是如此，在边远偏僻的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就更为突出，湖北建始县，“邑境山多亩少，居民倍增，稻谷不足以给”[12]。湖南桂东县，“出齿日繁，谋生者众，深谷高陵，种植杂粮几无隙地；地利尽，民力亦尽矣”[13]。湖南郴州，“今生齿日繁，谋生者众，使野无旷土，人无游民，地利尽而民力亦困矣”[14]。西部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更为突出，光绪年间的四川省，“人稠地密，年胜一年，略见灾荒，小民之荡析离居、嗷嗷待哺者不下数百万人，老弱则转于沟壑，强壮则流为盗贼”（注：《皇朝畜艾文编》卷六，都永龢：《联民以弭乱议》。）。绅士是居住在人民中间依靠人民的生产生活的，人民的生计艰难，绅士的日子也不好过，“张杨园谓四海之穷，皆由于游民之众，且未论其他，即为生员、军伍、吏胥三种人，俱不可少者，然无用冗食十而八九矣。”[15]（p1087）人口城市化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中外交通的发展，城市里的近代工业、近代商业建立和发展起来，新兴的行业、职业、各种谋生手段吸引着农村居民纷纷涌入城市。这就是社会学和人口学所说的拉力（pull）。上海怡和丝厂雇佣剥蚕与拣蚕女工200人，缫丝的女工500人，刷丝的女工250人，清理废丝的女工100人，此外还有账房、技师以及小工共约500人。[15]（p177）至1900年，上海缫丝厂、纺纱厂、造纸局、自来水公司共雇佣工人30000余人，武汉三市的工厂雇佣工人不下30000人，各种苦力据说有9至10万人。[16]（p1181-1182）这些新兴行业的工人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人口，如“沪上袜肆甚多，而制袜独工，贫家女子多以缝袜为生活，敏者日可得百钱”[15]（p1178）。湖北汉口等城市“街居妇女多事剪绣，乡农之家勤于纺绩，每入夜登机，旦即成匹”[17]。这样使上海、汉口、天津等城市，“客籍多于土著”，“土著居民，凋零殆尽，其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18]在这些被城市吸入的人口中，自然有一部分是属于绅士阶层。
        绅士的城市化的原因除了与一般下层人民城市化有着同样的原因外，还有两个原因值得分析，一是绅士追求新的人生价值，一是绅士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
        如前所述，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作为封建制度产物的绅士阶层也逐渐走向没落，龚书铎先生的研究表明，在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已经是“将萎之华，惨于槁木”，士大夫集团“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19]（p65）。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封建主义文化败下阵来，中国的传统绅士阶层败下阵来。士大夫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前途和人生价值。他们为了更新知识，寻找出路，便跨出闭塞落后的农村，来到开放先进的城市。以清末上海书画人士而言，其中大部分都来自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和其他省分的农村和中小城镇。在近代以前，书画诗人分布各地，“大江南北，书画士无量数。其居乡而高隐者，不可知”，近代以来，书画诗人逐渐群集上海，“其橐笔而游，闻风而趋者，必于上海”，“四方宾彦，挟艺来游，更多者不可胜纪”。道光己亥年，绅士蒋宝龄从虞山到上海消暑，邀集各地绅士于小蓬莱，每日作画赋诗，这是上海书画会之嚆矢。其后吴冠云等在上海成立“萍花社书画会”，“江浙名流，一时并集”。到同、光之际，豫园之“得月楼”、“飞丹阁”，成为各地寓沪绅士游憩的处所。著名的绅士有：冯桂芬，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在上海被聘请主持敬业书院，后在广方言馆总司厥事。龚橙，仁和人，龚自珍之子，“海内大才，藏书极富”。俞樾，德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康有为的老师，主讲诂经精舍，“学问文章为东南一柱”。胡公寿，华亭人，工画山水、兰竹、花卉，“江浙名士无不倾服，谓三百年来无此作也”。翁同龢，常熟人，咸丰元年进士（状元），“学问经济为海内宗仰”，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袁昶，桐庐人，光绪二年进士，历官太常寺卿，庚子事变时，与许景澄、徐用仪同时被难。严信厚，慈溪人，早年为李鸿章幕僚，后来创兴商务，一度为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吴大溅k3mc02.jpg，吴县人，同治七年进士，历官广东、湖南巡抚。甲午中日之役，奉命督师出关，无功获谴，同治初曾寓居上海，入萍花社书画会，解职后被聘为龙门书院院长。稍晚些还有袁树勋、陆润庠、梁鼎芬等。寓沪的绅士以江、浙、皖等籍为多，但不限于江南。南至福建、广东，西至湖北、四川、云南，北至河南，都有绅士寓居上海。《海上墨林》卷三《寓贤》共收录由各地寓居上海的绅士312人，其中宋、元、明三代总共才7人，其余均属清代，清代人物中绝大部分又是鸦片战争以后流寓上海的。[20]（p55-90）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进入近代以后绅士城市化的进程。
        应当指出的是，绅士从农村到城市不完全是或不都是出于对新的人生价值的自觉追求。部分绅士是因为社会动荡和战乱而到城市寻找避难所的。19世纪50、60年代，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席卷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的地主绅士为了躲避农民革命的打击，纷纷携财产和资金进入上海。这个过程不仅促进了上海的繁荣，而且也造成了绅士的城市化。
        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绅士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地加快了，绅士与城市的联系更加密切，与农村的联系则更加松散。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育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教育机构集中于城市，绅士要接受再教育，青年要学习新知识，只有前往城市。而城市这时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和西方文明的传入与农村的差别越来越大，如果说从前由于都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之上，城市和乡村只有程度的差别，那么这时由于实行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和乡村则具有性质上的不同。绅士和青年学生在多年的受教育的过程中，受到城市文明的熏陶，又由于城市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文化享受比较优越，富于诱惑，他们在完成学业之后，不愿离开城市而返回到农村那种简陋单调的生活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从前绅士的教学内容--诗书、五经、八股、试帖，全国都是一个模式，并没有什么城乡的区别。但在教育制度改革后，绅士和青年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大部分都是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和技术在仍然停留在传统生产方式和耕作方式的乡村是派不上用场的。这种教育上的取向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但在乡村和农民那里极不受欢迎。1927年，毛泽东回忆他在一所新式学堂读书的经历和感受：
        “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21]（p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