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志士中有很多人原是生长在乡村甚至是非常偏僻的乡村的士绅。他们受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纷纷走出家门，走出国门。
        以四川为例。石青阳，“清末应童子试为秀才，入重庆府中学校”，“丙午，谒香山孙公于东京，遂入同盟会。”[29]张知竟“隶附生籍，光绪二十八年，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30]。曾省斋“幼习帖括业，应试中秀才；痛满清政府歧视汉人，丧权辱国，不屑供驱使，弃去，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以光复汉族为职志”[31]。
        与此同时，清朝政府派遣员绅出国游历与留学。1903年，张之洞在奏折中说到：“已入仕途之人，类多读书明理，循分守法，内而京堂翰林科道部属，外而候补道府，以下等官，无论满汉，择其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使之出洋游历，分门考察，遇事谘询，师人之长，补己之短，用以开广见闻，增长学识，则实有益无弊。其能亲入外国学堂留学者尤善。”清政府派遣员绅游历游学的目的，一是培养既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又能服务于封建统治的人才，“职官出洋游历游学者众”，“将来回国后任使之才日多”；二是监视和左右自费留学的进步青年，使之不受民主思潮的影响，不加入进步和革命团体，“在洋时与本国游学生渐相稔习，灼知其品谊才识，何人为学行兼修之士，何人为乖张不逞之徒，异时以类相求，黑白确有明证，且力持正论之人日多，则邪说诐词势自孤而不敌，学生嚣张之气，亦必可默为转移。”[32]（122-123）1907年，清政府学部批准进士馆选送绅员万宝成、何璚章、唐宗愈、吉祥、蒋棻、沈家彝、梁载熊、郑思曾8人到日本入法政速成科学习。户部选送主事王炳宸、刘远驹、张贻3人，翰林院选送修撰骆成骧、编修江志伊、赵士琛、徐兆玮、袁励准、谢远涵、张启藩、黄彦鸿、陈培锟、检讨刘嘉琛等10人到日本入速成科合班学习。[33]（p61-62）清朝政府派遣留学的绅士和官员中，部分人顽固地保持传统思想，坚持封建主义立场，为维护清王朝反动统治尽心尽力。也有部分人经过欧风美雨的沐浴，思想和立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还成为主张变革社会政治、致力推翻清廷的革命志士。湖南宁乡士绅陈家鼎（字汉元），“年十五，补博士弟子员。未几，复考入湖北武普通学堂，旋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遍交志士。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先总理孙公在东京改组兴中会为中国同盟会，汉元首先加入，以文字宣传排满，乃与章炳麟、胡汉民等创设《民报》，下笔万言，发人深省”[34]（p59）。湖南邵阳人蔡锷，“年十四，补诸生。十七而负笈时务学堂，梁启超主讲席，遂奉手焉。……锷稍长，亦东渡入日本士官学校。乡人之中，独与度（注：指杨度）契。休假日，必饭于度，放言高论”[34]（p230）。山西芮城县人景耀月，“年十八，入县学。后二年，举于乡。受书于阎敬铭先生，极蒙识许，誉为大器天成。是时清廷迫于民意，预备立宪，诏各省遴选优异，外遣游学，被派赴日，肄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校，攻法政。结识国父及胡衍鸿、宋遁初诸公，参加同盟会，戮力革命。”[34]（p70）云南思茅人吕志伊，“十五入沣，肄业普洱宏书院、省会经正书院，为高材生……弱冠，中式庚子，辛丑并科举人。甲辰，被派赴日本留学，肄业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及是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己巳秋，孙总理至日京，留学生开欢迎会于富士见轩，先考（按：传主系作者的父亲）聆听总理演讲革命大义，遂决心革命，矢志不移”[34]（p506）。
        清末赴日留学的人员情况颇为复杂。从费用供给看，分自费留学生和官费留学生，从身份来源看，分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的知识青年和已获取传统功名的士绅（注：以前的有关辛亥革命史著作将革命的发动者概括为“新式知识分子群”，但未作分类的研究，忽略了士绅阶层的转化及其在新式知识分子群中的地位。以前的有关中国留学史的著作也没有专门分析士绅出国留学以及实现自身转变的历史过程。）。无论是自费的，还是官费的，无论是新式知识青年，还是传统的士绅，他们出国留学都是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和从传统到近代的近代化过程。“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35]（p37）跨出国门，留学外国，使中国绅士和青年眼界大开，感慨良多。蔡锷在《致湖南士绅诸公书》中首先称赞日本的现代城市文明，“道路修夷，市廛雅法，邮旅妥便，法制改良，电讯、铁轨纵横通国，警察严密，游盗绝踪，学校公社，公道商情，农工实业，军备重要，日懋月上，不可轨量”，反映贫穷落后的中国，“以我四百余州之土地，五百兆众之人民，势利社会，国体精神，一切授人以包办，任人以奴肉”，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但正是这次跨出国门的机会才使他们猛醒，“若使某等镇日守乡里，抱妻子，黜聪堕明，深闭固拒，一无闻睹于外务，则等此黄胄之脑质，亦宁有望今日一得之解乎？”[36]（p36）
        为什么救国救民就要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甚至跨出国门，留学外国？一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多半出现于城市中心，所以人们必须在那里对付它”[37]（p80）；二是城市和外国有“救国救民的真理”，要救国，就要维新（后来是革命），要维新（及革命），就要学外国，要学外国，就要到城市（那里有外国的租界和文化）里活动和到日本、欧美各国求学。毛泽东那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名言，正是对中国绅士城市化历史过程的高度概括。这两个因素还集中体现了中国绅士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及其辩证关系的领悟，到城市去反抗侵略者，这是民族主义，到城市和外国去学习侵略者，这是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应当发展到世界主义。罗志田认为，我们若细看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各“事件”的研究，便会发现：一开始时民族主义通常被认为是这些事件的动力，而到结尾时民族主义又多因这些事件而进一步上升到世界主义。[38]王韬对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的局势持乐观态度，他说：“今者强邻悍敌，日从而环伺我，非我国之祸，正我国之福。我与此正可励精壹志，以自振兴……耻不若西国尚有可为也。”[39]（p13-14）蔡锷认为西方各国的入侵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是好事，因为它能够激起国民的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他说：“中国近二千年来，其所谓敌国外患，不过区区野蛮种族，沓然侵入。未几皆为天演力所败蚀，以致日就消亡。……职是之故，而国民之忧患心与竞争心，遂益不振矣。……自斯以往，其或感欧风美雨之震荡，知生存之维艰，乃发畏惧心、捍卫心、团结心，与一切勇猛精进心，则中国之前途，庶有望乎。”[36]（p27）说民族主义发展到世界主义，并不是说到了世界主义就不要民族主义了。恰恰相反，世界主义的最终归宿仍是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辛亥革命时期的刊物《江苏》上有一篇文章阐明了这个道理：“欧洲之史，进步之史也，非唯欧人爱之，吾亦爱之。然而，吾爱之而不能发达之使如欧人之自爱者何也？则以吾国历史、土地之不同使然也。祖宗之血质、社会之习惯、个人之感情，即使我以不能爱吾国而兼受其他，则吾之爱吾国也不得不专。而见他之国，虽其机械发明，文艺日新，吾亦唯崇拜之，尊贵之而已，又岂可目许其文明，遂心醉西风乎哉。”[40]（p840）羡慕、称赞甚至崇拜他国的文明，但不失掉自己的民族本性和立场，这便是中国城市化了的绅士群体的世界主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