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故”（注：关于“送故”问题，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送故”条中，对此“送故”现象作了精辟的考述（中华书局，1985年，82页）。除此文外，前人及今人均无专文论述此制者。我在学习周先生之文后，特将“送故”作为一种制度去考证和论述其产生原因、形成时代、发展演变、恶劣影响及其与门阀制度的关系，用以复证和补充周先生之力作，故特注明，以示对周一良先生的谢意。）相对于“迎新”来说，最初涵义本指我国古代官吏迁代之时的一种必然手续和礼仪。“送故”即送别去职官吏，“迎新”即迎接新任官吏。这种官吏的“送故”、“迎新”的手续和礼仪，只能产生在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之后。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由中央政权统一任免官吏，才有去职者和新任者的交代关系。“送故”、“迎新”活动的频繁与多少，视官吏的任期长短而定。此制一经产生，必然会带来劳扰；劳扰之外，还必然产生礼仪之外的物质馈赠，成为官吏贪污受贿的重要途径和额外役使下层及剥削百姓的手段，不仅原来的礼仪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送故迎新”亦变成了各级官吏在法定的俸禄之外获得社会物质财富与劳动力的途径与方式。
        一汉代的礼仪性送故及其性质的变化
        自秦始皇兴郡县、废分封，官吏皆由中央任免制度实行之后，遂有郡县官吏去职者与新任者的交代之制，从而亦有送别去职者和欢迎新任者的礼仪之举。汉因秦制，虽然郡县与封国并存，然而官吏之任免，不论郡县与封国，均操之于中央政府，期满而代，送故迎新之礼固为常事。如遇官吏久任不迁，则送故迎新之礼少，反之则多。《汉书》卷86《王嘉传》道出了此中联系：
        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变动。嘉上疏曰：“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异，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
        王嘉之疏，反映出中央集权制度下官吏任免频繁而造成的“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还看不出这种新旧官吏之间的“送故迎新”有超越礼仪的迹象。不过由于“送故迎新”的频繁，已经造成了官府事务的繁忙和人力的浪费，这是从来者往者“道路交错”的情况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既然在此之前，还不见“送故迎新”中的越礼之举，就应当说在此之前的“送故迎新”还仅仅是礼仪之举。然而，这种“送故迎新”的风气一经形成，特别是在汉代实行察举制度的背景下，礼仪性的“送故迎新”迅速转化为“门生”、“故吏”向举荐自己的官吏效忠的手段和馈赠礼物的方式，从而使“送故迎新”的礼仪，变成了官吏趁去职与上任之机向其下级和所属百姓勒索财物和劳动力的工具。
        汉代盛行察举制度。士人要想进入仕途，地方官吏的举荐是其关键。久而久之，举荐者与被举荐者之间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隶属关系。被举荐者成了举荐者的“故吏”、“门生”，被举荐者视举荐者为举主，尊之为“本朝”、“旧君”，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君、臣的关系。如《后汉书》卷30上《杨厚传》谓“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一旦列入门生名录，就要对其主人有“资礼”之义务。这种关系意味着“门生”、“故吏”有向其举荐者尽节、效忠之义务；而举荐者亦有庇荫和保护其“门生”、“故吏”的职责。是以“门生”、“故吏”等称谓屡见于《后汉书》；某某“故吏”、“故民”之号，常见于当时碑刻。以汝南袁氏而言，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注：《后汉书》卷61《左雄传》。）。所有这些门生故吏，在当时混乱之际“多附绍”，“人思为报”，以致“州郡蜂起，莫不以袁为名”（注：《三国志》卷74上《袁绍传》。《后汉书》卷16《邓禹传附邓骘传》。《后汉书》卷36上《杨厚传》。《后汉书》卷33《申屠蟠传》。）。这种“门生”、“故吏”效忠于举荐者的情况，几乎整个东汉莫不皆然。正如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5《东汉尚名节》条中所云：
        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举荐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其大概有数端。是时郡吏之于太守，本有君臣之分。为掾吏者，往往周旋于生死患难之间，如李固被戮，弟子郭亮负斧锧上书，请收固尸；杜乔被戮，故掾杨匡守护其尸不去，由是皆显名……公孙瓒为郡吏，太守刘君坐事徙日南，瓒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归，便当为辞，乃再拜而去。此尽力于所事以著其忠义者也。傅奕闻举将没，即弃官行服；李恂为太守李鸿功曹，而州辟恂为从事，会鸿卒，恂不应州命而送丧归葬，持丧三年……此感遇之恩而制服从厚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