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把豫章王嶷上此表的时间书于永明二年之后与三年之前，《南史》卷42《豫章文献王嶷传》载此事仅开头与结尾数句，简省不当，且书其时为永明元年之后，更为不妥。故《南史》所载豫章王嶷之上表，无所资于参考者。据《南齐书》此条可知，自刘宋以来州郡县吏的“秩禄”及“杂供给”没有统一的规定，因而萧嶷建议诸州郡县“各条公用公田秩石迎送旧典”之外的一切费用，然后“精加洗核”，凡“损公侵民”者“一皆止却”，从此“明立定格”，“永为恒制”，而武帝“从之”。可见，萧嶷的建议显然得以付诸实际。虽然萧嶷此举没有从根本上废除送故之制，但属于杂供给的费用，必在“洗核”之列。故武帝永明六年六月的“省州郡县送故输钱者”之诏，很可能是接受萧嶷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因而，梁、陈以后之所以少见以钱送故者，可能与开始于萧齐武帝永明六年的有关改革有关。果如此，则送故之制从萧齐时期开始已受到一定限制，此乃南朝送故制度的变化之一。
        其次，南朝刘宋时期，以土特产及“事力”送故者虽然仍不少，但已有役使事力过期要受到惩罚的规定：
        《宋书》卷87《萧惠开传》云：（泰始）五年（469年），“除桂阳王休范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其年，会稽太守蔡兴宗之郡，而惠开自京口请假还都，相逢于曲阿。惠开先与兴宗名位略同，又经情款，自以负爨摧屈，虑兴宗不能诣己，戒勒部下：‘蔡会稽部伍若借问，慎不得答’。惠开素严，自下莫敢违犯。兴宗见惠开舟力甚盛，不知为谁，遣人历舫讯，惠开有舫十余，事力二百百人，皆低头直去，无一人答者。”萧惠开之“事力”二三百人，必为送故者。“事力”之名，屡见于南北朝诸史，《隋书·百官志》载北齐有给各级官吏按官品给“事力”若干名的规定，且“事力”还可称为“兵力”或“手力”，表明萧惠开“事力”的来源，同晋时“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为送故”者一致，足见刘宋时期仍有以兵户送故之制。但是，遍查南朝史籍，除此条外，已不见有以大量兵户送故的记载，所见多者为土特产等实物送故。如《宋书》卷92《良吏·阮长之传》云：长之“初发京师，亲故或以器物赠别”；又如《梁书》卷36《江革传》云：“乃除（革）折冲将军、东中郎武陵王长史、会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门生故吏，家多在东州，闻革应至，并赍持缘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饷，不容独当故人筐篚’”。这显然也是以实物赠送。又《宋书》卷56《孔琳之传》载琳之上表云：“今仪从直卫及邀罗使命，有防卫迎送，悉用袍袄之属，非惟一府，众军皆然。……愚谓若侍卫所须，固不可废，其余则依旧用铠。小小使命送迎之属，止宜给仗，不烦铠袄。”此则军队迎送多用铠袄等实物之证。
        南朝中后期的史籍，虽然很少见到以大量兵户送故的事实，但以故吏送故者依然有之。如《宋书》卷53《谢方明传》云：“（方明）加晋陵太守，复为骠骑长史、南郡相。……时晋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寿之，并随在西。”这里的“西”，是指南郡，即谢方明从晋陵太守调为南郡相以后，原晋陵郡之主簿弘、徐二人也因送故随谢方明到了南郡，故名之“送故主簿”。又《宋书》卷77《颜师伯传》谓宋世祖以颜师伯“为徐州主簿”，及世祖“去镇，颜伯以主簿送故”。又《梁书》卷49《庾於陵传》云：“既长，清警博学有才思。齐随王子隆为荆州，召为主簿，使与谢胱、宗夬抄撰群书。子隆代还，又以为送故主簿。”这些例证，都系以故吏本身送故。可见，以故吏送故之制，自刘宋时期直至萧梁都曾流行。
        但是，自宋以后，送故的故吏为其主人役使的时间已有限制。如《宋书》卷48《毛修之传》谓东晋末年，“坐长置吏僮，免将军、内史官”。《宋书》卷60《王韶之传》谓韶之本为吴兴太守，元嘉十年（433年），“征为祠部尚书，加给事中。坐去郡长取送故，免官”。这两件因“长置吏僮”和“长取送故”而被罢官的事，都发生在范宁奏请“送故之格，宜为限制，以三年为断”以后。可见，范宁的建议不仅东晋在实行，刘宋也在实行，故有因“长取送故”而免官的事发生。南朝时期对送故者时间的限制，是送故之制的变化之二。《隋书》卷26《百官志》载梁制曰：“郡县吏有书僮，有武吏、有医，有迎新送故等员。各亦因其大小而置焉。”同书又载陈制曰：“陈承梁，皆循其制官……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并以定令”。这一方面说明梁陈时期同样实行了“送故”制度，甚至连官吏的设置亦有“迎新送故”之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有关送故制度的法典已经固定化，这就改变了萧齐之前那种“杂供给”没有定制和东晋之前送故兵吏没有期限的状况。
        其三，刘宋时期以后，对送故的对象也有了加以限制的规定：前云两晋时期，送故对象有扩大的趋势，即由东汉时期只给州刺史、郡太守及四征将军送故，扩大到了县令长及一般将军去职也享受送故特权。以致萧齐武帝永明六年有“省州郡县送故输钱者”之诏。在这个诏令中，正式把县级官吏列入可以送故之列。但是，早在刘宋时期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对送故对象加以限制的立法。如《宋书》卷6《孝武帝纪》大明五年（461年）八月庚寅制云：“方镇所假白版郡县，年限依台除食禄三分之一，不给送故。”《南史》卷2《宋本纪》世祖孝武帝大明五年八月庚寅条，亦载此制，内容全同。据此，知从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开始，把所假“白版郡县”长官排除在享受送故特权之外。何谓“白版郡县”，《资治通鉴》卷109《晋纪》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四月条“版（王）廞吴国内史”句下胡三省注曰：“以白版授官，非朝命也。”由此观之，所谓“方镇所假白版郡县”，乃是未经朝命的郡县长官。对这种白版郡县，除食禄只给朝命官吏的三分之一以外，还“不给送故”，即去职时不能享受朝命官吏能够享受的“送故”优惠。这一立法，即把享受“送故”作为朝命官吏的政治、经济优惠政策特权化，又把非朝命的白版郡县官吏排除在“送故”优惠之外，从而限制了送故的对象。此南朝送故制度变化之三。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使得南朝的送故制度既有进一步制度化和法典化的一面，又有不得以钱财送故、统一送故的“定格”和“恒制”、限制以兵力送故的数量与时间、取缔白版郡县官吏的送故特权等新的立法，从而使送故制度日益趋于被削弱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