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所举例证，各见于《后汉书》本传，且远非其全部。例如邓训之子邓弘死后，“门生挽送”；杨厚死后，“门人为立庙”；太尉黄琼死，“四方名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其中就有他举荐的申屠蟠（注：参见《后汉书》本传。）。通过这些门生、故吏对其举主之尽忠、服丧、解难等事实，足证门生、故吏从人格上依附和从属其举主的程度。除此之外，还有从经济上奉献其举主的义务。其例虽不多，但并非毫无迹象。《后汉书》卷44《张禹传》云：
        父歆，初以报仇逃亡，后仕为淮阳相，终于汲令。禹性笃厚节俭，父卒，汲吏人赙送前后数百万，悉无所受。
        送者为汲之“吏人”，被送者为汲令，显然具有“故吏”、“故民”送其举主以财物的性质；张禹之所以“悉无所受”，是因为他“性笃厚节俭”，故特为书之。至于送赙以钱财者，恐非特例。《后汉书》卷54《杨震传》云：
        大将军邓骘闻其贤而辟之，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杨震却之）。
        杨震却金的故事，尽人皆知，这说明杨震品德高尚，不受故吏财物。但从此事的本质着眼，实有“故吏”王密奉献其举主杨震以表私情的性质，故具有以财物送故的某种性质。《后汉书》卷67《刘祐传》云：
        延熹四年（161年），拜尚书令，又出为河南尹，转司隶校尉。时权贵子弟罢州郡还入京师者，每至界首，辄改易舆服，隐匿财资（以惧刘祐故也）。
        这些“权贵子弟罢州郡还入京师”之日，也就是去职回京之时，则他们的“财资”必为有关州郡的送故之财。因其来路不正，故特别怕刘祐没收其财资。基于这种权贵子弟不止一人，足见当时以财物送故之制已相当普遍。又《后汉书》卷69《许劭传》云：
        初为（汝南）郡功曹，太守徐谬甚敬之。府中闻子将为吏，莫不改操饰行。同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
        袁绍之“去濮阳令归”家，“车徒甚盛”，结合袁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的情况去考察，其“甚盛”的“车徒”，必为送故之掾吏和车马载运之财物。《后汉书》卷54《杨震传附子秉传》云：
        （秉）年四十余，乃应司空辟，拜侍御史，频出为豫、荆、徐、兖四州刺史，迁任城相。自为刺史、二千石，计日受奉，余禄不入私门。故吏赍钱百万遗之，闭门不受，以廉洁称。
        杨秉之故吏以钱百万遗之，显然也属于送故之钱物，杨秉以廉洁不受，实为特例。
        上述诸例证，反映出东汉时期有以钱物送故类情况存在。如果再结合朱浮与左雄所云，更足以证明“送故”制度性质的变化。《后汉书》卷33《朱浮传》云：
        （光武）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交易纷扰，百姓不宁。（建武）六年（30年）……浮上疏曰：“……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而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帝下其议，群臣多同于浮，自是牧守易代颇简。
        朱浮于东汉初年建议减少“迎新相代”，避免“疲劳道路”之弊，仍无以钱财送故的痕迹。但是到了东汉中后期，如《后汉书》卷61《左雄传》所云，情况便发生变化：
        顺帝时，左雄上疏谏事曰：“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凋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故使奸滑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
        观左雄所说的“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已非朱浮所说的“迎新相代，疲劳道路”了。再结合“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的情况考察，其搜括民财以之送故甚明。左雄建议有所改变，但“官竖擅权，终不能用。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可见送故之制已成不可改变之势。如果说上述诸例还是个别情况，那么，左雄所云就是当时的普遍情况了。可见，到了东汉中后期，礼仪性的送故之制确已发生变化，即变成了以财物迎新送故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