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时期以财物、人力“送故”的进一步制度化及其表现
        “送故”风气一旦形成，就逐步成为定制。三国时期的曹魏，已有这种定制的出现。《三国志》卷23《魏书·赵俨传》注引鱼豢《魏略》云：
        旧故四征有官厨财籍，迁转之际，无不因缘。而俨叉手上车，发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药。雍州闻之，乃追送杂药材数箱，俨笑曰：“人言语殊不易，我偶问所服药耳，何用是为邪？”遂不取。
        按赵俨此事，据其本传发生于“齐王即位，以俨监雍、凉诸军事，假节，转征蜀将军，又迁征西将军，都督雍、凉。正始四年（243年），老疾求还，征为骠骑将军，迁司空”之时。在此之前，四征将军已有专门的“官厨财籍”，官吏“迁转之际，无不因缘”，可见，“官厨财籍”上的财物专充官吏送故之用，已成为当时司空见惯之事。故当赵俨“老疾求还”时，雍州故吏会以官厨财物相送；而赵俨以“不取”，是他个人的清廉品德决定的，并不能否定当时已有以财物送故的定制。
        又《三国志》卷9《夏侯尚传附玄传》引郭颁《世语》云：
        （王）经，字彦纬，初为江夏太守。大将军曹爽附绢二十匹令交市于吴，经不发书，弃官归。母问归状，经以实对。母以经典兵马而擅去，对送吏杖经五十，爽闻，不复罪。经为司隶校尉，辟河内向雄为都官从事，王业之出，不申经意以及难。经刑于东市，雄哭之，感动一市。刑及经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财收焉。
        《世语》这段记载，讲述了向雄与皇甫晏两个故吏在其举主危难之际，不惧安危伸出援助之手和表示效忠之意，这既有政治上的支持，又有经济上的资助。王经之舍弃江夏太守，等于是去职回乡；则所谓“送吏”，只可能是江夏郡的送故之吏，周一良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送故”条中直引作“对送故吏杖经五十”，可见，周先生也认为“送吏”应该是“送故吏”之简称。按王业、王经以“坐高贵乡公事诛”，时在甘露五年（260年）。如此，则曹魏末年不仅有以财物送故之制，而且有以掾吏本身送故者，江夏郡之“送吏”即其例证。
        及乎晋代，已经在曹魏时期成为定制的“送故”之制，进一步制度化。这种制度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送故”对象的扩大，其二是“送故”内容的增加，其三是“送故”制度的法典化。试分述于次：
        首先，关于送故对象的扩大问题，从上述的论证可知：东汉时期的送故对象多为州刺史与郡太守；三国时期曹魏的送故对象，仅有四征将军与郡太守二例，县级官吏及一般将军去职时送故者甚稀。然而，到了两晋时期，送故对象却有明显扩大的倾向，县级官吏及一般将军去职时也在送故之列。《晋书》卷43《王戎传附从弟子衍传》云：“（王衍）父乂，为平北将军，……父卒于北平，送故甚厚，为亲识之所借贷，因以舍之。”王衍之父，以一个平北将军之职，死后“送故甚厚”，而且可为亲识借贷，足见送故之物为钱财。至于王戎本人，任“荆州刺史”而“征为侍中”时，“南郡太守刘肇赂戎筒中细布五十端。”南郡属荆州管辖，则肇为王戎之故吏，其贿赂王戎而又在去职之时，其为送故而赂甚明。由此可见，晋时除州刺史去职有送故之外，一般将军也已进入送故之列。《晋书》卷63《李矩传》云：李矩，平阳人，“及长，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此处之“送”虽为动词，但“故县令”去职时，作为原县吏的李矩要护送之于长安，实以人力充其役使，有如曹魏后期之送王经弃官归家时的“送吏”然，故知为县令去职，亦在送故之列。《晋书》卷75《王湛传附述传》云：“初，（王）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王导使谓之曰：‘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当正’。”王述之祖王湛，系司徒王浑之弟，以世袭的世家之后，其所以“求试宛陵令”，在乎获得故吏的遗赠以济家贫，故州司检得其接受故吏的赠遗达1 300多条，而王导不以为罪，足见此类故吏送故之事已不足为怪。又《晋书》卷77《陆晔传附陆纳传》云：“（纳）出为吴兴太守，……顷之，征拜左民尚书，领州大中正。将应召，外白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临发，止有被襥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这是陆纳离开吴兴时的情景。“外白宜装几船”，显系送故之物要几船才能装下。陆纳清廉，把送故之物“并封以还官”。《晋书》卷76《顾众传》云：“父祕，交州刺史。……祕卒，州人立众兄寿为刺史，寻为州人所害。众往交州迎丧，值杜弢之乱，崎岖六年乃还。祕曾莅吴兴，吴兴义故以众轻离寇难，共遗钱二百万，一无所受。”由此可见，两晋时期不仅郡太守、州刺史以上的地方官吏去职时仍有送故之制，而且送故的对象已明显扩大到了县令长及一般将军的级别，充分表明了送故的对象确在扩大之中。
        其次，关于送故的内容也在变化和增加问题，我们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证可知：东汉和曹魏时期的送故，除王经从江夏弃官回家时有“送吏”外，其余送故大者止于土特产和钱财之物。到了两晋时期，“送故”的内容主要还是钱财，如《晋书》卷78《孔愉传》所云：“出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在郡三年，乃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便弃官居之，送资数百万，悉无所受。”又如《晋书》卷90《良吏·邓攸传》谓元帝时邓攸为吴郡太守，“后称疾去职，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攸在郡，不受一钱。”此二人，都是不接受送故钱财的例证，但从会稽郡之“送资数百万”及吴郡之“常有送迎钱数百万”等数字来看，表明两晋时期诸郡仍然都以金钱为送故的主要内容。除以钱物送故之外，以劳动力“送故”的事也开始制度化了。这里所谓以劳动力送故，包括以兵户送故和以郡县吏送故，而且所送之劳动力长期供送故者享受、役使。《晋书》卷82《虞预传》载其为太守庾琛主簿时言时政所失云：
        “军寇以来，赋役繁数，兼值年荒，百姓失业，是轻徭薄敛，宽刑省役之时也。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仿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滞，送者经年，永失播殖。……愚谓宜勒属县，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条例，到当依法减省，使公私允当。又今统务多端，动加重制，每有特急，辄立督邮。计今直兼三十余人，人船吏侍皆当出官，益不堪命，宜复减损，严为之防！”琛善之，即皆施行。
        从虞预所言“见送者惟恨吏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