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和城市化近代化的绅士的隔阂和矛盾是社会造成的，农民们从自己的实际生活和生产出发，厌恶、抵拒那些“洋”绅士，情有可原。绅士们从自己所处的近代化城市化的角度出发，看不惯农民们的保守和落后，不愿回到无用武之地的乡村，而愿继续留在城市里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民国学者吴景超所说的：
        都市所以能吸引大人物的缘故，便是因为都市中百业发达，大人物有用武之地。一个只有几千人的乡村，养不起一个闻名全国的医生。即便这位医生，是生在乡下的，他壮年的事业，一定在都市的大医院里。乡村养不起好医生，也养不起大教授。学者是不肯在小学中与孩童周旋的，他希望到都市的大学中去，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但医生如此，教员如此，别种职业的人，也是如此，所以都市便成为人才的集中区域。以前的皇帝，要搜罗人才时，眼光要注在隐士身上。现在时势变易，人材不集于山林，而集于都市。假如一个人材，离开都市，不与外界往来，不久便会变成时代的落伍者，不成其为人材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22]（p41）。
        绅士滞留于都市的状况不利于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的联系，不利于农村的社会发展，但是应当承认，这对集中中国有限人才资源以发挥更大的效用，以及对城市社会的整合有积极意义。
        关于绅士阶层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且不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近代以前的名言，看看近代仁人志士（其中有很多人属于绅士阶层）为获得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东奔西走、上下求索就够了。鸦片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遭受到从未有过的侵略和蹂躏，从传统绅士阶层中分化出一批以关怀“时务”和“夷务”为己任的经世致用派。他们不再醉心于八股制艺、考据词章，而是悉心稽察历代的治乱得失，深究天下之利病。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勇于做事的地方督抚监司，大抵都精通业务，关心国计民生、注重水利、漕运、盐务等大政。而一些退而不仕的士大夫如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姚莹等，都是熟于朝章国故，以经世自任的。他们要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便不能呆在乡村和固守在书斋里，而要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社会矛盾比较复杂的城市作一番探究考察，于是在绅士中兴起了一股游历、交友的风尚，张际亮、姚莹、张维屏、朱琦等或者“一生足迹半天下，道途遍历知民隐”，或者“览城廓而眺山川，慷慨悲歌，俯仰一世”，或者“足迹遍天下，游处率当世豪杰”。（注：关于鸦片战争时期绅士交游的情况和分析见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姚莹交游述略》、《中国近代文化探索》。）
        到60、70年代，以早期改良思想家为代表的部分绅士更是以救民救业为己任，郑观应说：“人生难得，岁月易迁，瞬息百年，电光石火，与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贻临去无穷之悔，何如努力从公，一心向善，积现前莫大之功。”[23]（p4）在这种“积现前莫大之功”的强烈使命感的驱使下，早期改良思想家们要求绅士效法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思想家及王公贵族注重游历、善于探寻的精神和办法，倡导为了研究中国和世界而游历国内各大都市和西方各国。郑观应说：
        降至今日，泰西各国尤重游历，尊如世子王孙，贵如世爵将相，莫不以游历各国为要图。虽道路崎岖，风波险恶，经年累岁，皆所不辞。经过之处，观其朝章得失，询其俗尚美恶，察其物产多寡，究其贸易盛衰，访其制作精粗，探其武备强弱。而于地利一事尤所究心，山川之险夷，出入之难易，路径之远近，江河海口之浅深，无不绘成地图载入日记，刊诸日报，纸贵一时。无事则彼此传闻，以资谈助，一旦有事，则举国之人胸有成竹，不难驾轻就熟，乘胜长驱。道里山关，画沙聚米。人第见其今日夺若干城，明日辟若干地，以为用兵之神速，而不知兵皆素习，谋皆豫定，无一不从游历得来，非一朝一夕之故也。[23]（p381-382）
        郑观应把西方国家强大先进的原因归结为重视游历（“无一不从游历得来”）是不科学的，但是以此而告诫中国绅士，要跨出家门，了解社会，跨出国门，了解世界，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认为中国绅士只要走出闭塞的乡村，实现向城市人士的转化，中国近代化的人才匮乏问题就会随之解决，“十年以后，中国内外文、武人才皆当辈出，决不致有乏才之患，亦何庸楚材晋用，雇募洋师，岁掷百万金钱，且为远人所窃笑也哉！”[23]（383）
        郑观应身体力行，实践他关于游历的思想。他本来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但他以上海、汉口等大都市作为自己活动舞台，早年充当上海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并捐得道员衔（这是他绅士身份的标志）。后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会办，汉阳铁厂总办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创办和投资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中法战争时期，为了联络东南亚各国共同抗法，他曾游历、访问西贡、暹罗、金边、新州、广州、会安、河内等东南亚各城市，“欲穷中越交界沿海形势，备悉夷情要领”。[23]（p941）
        另一位早期改良思想家王韬出生在江苏省甫里镇，曾在家乡考取秀才，后来到上海、香港等大城市从事教育、新闻等工作。而他的教育、新闻业务又以启迪民智、传播西学、反对侵略为宗旨。大城市里那种完全不同于农村的人文景观深深地吸引了他：“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24]（p9809-9810）
        为了救国而走向城市的取向在戊戌维新时的绅士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维新时代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绅士的城市化，“他们趋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们自己的家乡或祖籍有联系。典型的例子是，康梁和他们的许多同事都是广东人，但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长沙等地”[25]（p390）。他们在北京上书，在上海、天津办报，在广州、长沙交游。如在广州，“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锦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26]（p26）绅士的城市化，为他们交游提供了机会，这有利于他们相互了解和相互学习，真正形成一个有共同立场和志向的群体。梁启超回忆说：“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嗣同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梁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27]（p61）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但他的维新理论也是与其他绅士交游、受其他绅士的启发而形成的。他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的了解得力于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在四川经学大师廖平“古文为周公所创、今文为孔子所创”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28]（p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