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和简牍资料都证明受田制就是名田制，因为受田者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在户籍上必须有名，故受田又称名田，即以名占田之意。名田是按爵秩等级的不同授给不同数量的田宅（宅基地，实际也是土地），这也就是刘邦在汉五年五月五日诏书中所说的“以军功行田宅”的真正含意。
    刘邦在汉五年五月诏书中曾说：“诸侯子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当所求于吏者，亟与。”又说：“且法以功劳行田宅，令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5]从上引两段诏书文字来看，刘邦对军功爵及“以军功行田宅”之事是何等的重视。据此推断，在汉五年五月诏书颁布前，汉政府就已制定出以军功大小、爵位高低的不同而授予田宅的条文，且已制订出具体实施方案。因为如果没有具体受田方案，刘邦就不会说：“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这样的话。这里所谓的“多满”，是指未从军的小吏满额得到了他们应得到的田宅，而有军功者反而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份额。如果当时没有制订出具体受田受宅方案，刘邦在诏书中就不可能提出那样严厉的责问。从责问中还可以推断出，当时的受田受宅方案中，包括了有军功者和无军功者，只是规定对有军功者要优先授予田宅，如不遵守这一规定，就要“以重论之”，即从重处罚。只可惜刘邦时制订的受田受宅方案没有保存下来，但拙见以为它应与吕后二年的受田受宅方案相似，甚至可以说吕后二年受田受宅方案仿自刘邦时的方案。因为吕后与刘邦时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大环境基本相同，所以两者的方案相似是完全可能的。
    吕后为推行受田受宅方案，还颁布很多其他法律条文，其中有一条就是强调受田受宅时有军功爵者的优先原则。
    未受田宅者，乡部以为户先后次次编之，久为右，久等，以爵先后。有籍县官田宅，上其廷，令辄以次行之。--《户律》
    这条律文有两层含意。一是对应受田者，乡政府要根据入户口的时间先后排出一个顺序来，时间久的（指入户籍者）排在前，若是入户口时间相同，有爵者优先。二是把受田受宅者的资料上报县政府，县政府就把已登记在册的田宅，按先后顺序颁授给受田者。
    历史文献和《二年律令》都说明秦汉的受田宅制是一种有受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度，即政府一经把田宅授人，在一般情况下就不再收回。因为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还看不到政府有收回田宅的规定，田宅一经授出就归受者长期占有。但政府对授出去的田宅也不是完全放任不管，而是定出种种法律进行干预。如：
    受田宅，予人若卖宅，不得更受。--《户律》
    这条律文说明，受田宅是一次性的，所受田宅想要送人或出卖宅基地，那就不能再受田宅了。还有律文规定：
    欲益买宅，不比其宅者，勿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舍室。--《户律》
    这是对多买宅基地的限制律文，不许受田宅者超过限额购买宅基地，但允许地方官吏和在中央当官的可以购买房舍。房舍是否包括宅基地，律无明文，看来是有意避开了。还有律文曰：
    田宅当入县官，而诈代其户者，令赎城旦，没入田宅。--《户律》
    这是对冒名顶替骗取田宅者的惩罚律文。所谓“田宅当入县官”，大概是指绝户户的田宅，对于诈代其户者，不仅没收田宅，而且要处以“赎城旦”的刑罚。此外还有更严厉的惩罚。
    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为人名田宅，能先告，除其罪，有（又）畀之以所名田宅，它如律令。--《户律》
    对于本人没有户口，借用别人的户名而占有田宅以及冒名占有田宅者，要判罚为戍卒戍边二年，还要没收非法占有的田宅，这是相当重的处罚。但是，替别人名田宅者，如果能够先自告发，不仅不判其刑，而且还要把他冒名占有的田宅赠送给他。这条律文可以说是宽严结合的典型。从前部律文看，对冒名占有田宅者处罚极严，从后面律文看，对能自首告发者还给予重赏，说明汉政府的真实目的，是把田宅落实在户口上，以便于向名有田宅者征收租税。以下一条律文更能说明问题。
    代户贸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留弗为定籍，盈一日，罚金各二两。--《户律》
    这条律文是承代户口的人买卖田宅，乡政府的田啬夫和吏职人员故意留难不给定籍（登记变更情况），满一天的对责任人要罚金二两。从这条律文来看很明显汉政府是肯定田宅的买卖，但其真实目的是要把田宅的变动在户籍上反映出来，以利于税收。以下几条律文的精神与此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