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有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即土地一经确定为长期占有制，必然迅速演变为土地私有制，而土地私有又必然导致土地兼并。在吕后之后，文帝、景帝继续施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到武帝时期就出现了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在文帝之前“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这就说明在文帝之前，是小农经济平稳发展的时期，到了文帝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两极分化，农民出现“卖田宅、鬻子孙”的悲惨景象，及至武帝时期就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注：董仲舒此语表面上是指秦商鞅变法后土地兼并情况，实际是借秦指汉，反映的是汉武帝时期的土地兼并情况。）于是董仲舒就提出了“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的建议。[6]对此武帝则是采取铁腕手段，用酷吏打击豪强及算缗告缗，迁兼并之徒乱众之家以实关中的严酷政策，才把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压了下去。但是，经过汉武帝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自商鞅变法以来，所建立的名田制（受田制）却彻底被破坏了。因为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主要兼并对象有两种人。一种是在名田制下一家受田百亩的自耕农，汉文帝时晁错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若此，尚复被水早之灾，急征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债）者矣。”[6]在封建社会，个体小农是最脆弱的经济单位，经不起任何破坏性的袭击。水旱灾荒，政府的横征暴敛，高利贷的残酷盘剥，都足以使小农倾家荡产，所以自耕农就成为土地兼并的首当其冲的对象。土地兼并的第二个对象，就是以军功大小、爵位高低而获得大量田宅的军功地主。他们的子孙靠其父祖以军功得来的大量土地，过着世袭和半世袭的寄生生活，最容易腐朽破产。史称军功地主的“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亡子孙，迄于孝武后元之年，靡有子遗，耗矣”。至孝宣帝时，“其子孙咸出庸保之中”。[7]钱大昕也说，汉初军功地主之子孙，“虽拥高爵，尚杂庸保之中。”[8]所谓庸保，就是受人雇佣而服杂役的人。军功地主子孙已沦落在庸保之中，说明他们父祖因军功而得到的大量田宅，已被这些不肖子孙变卖一空，他们的土地已被兼并。
    根据以上的论证，可以说在汉武帝时代出现的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所兼并的土地，都是名田制下的土地，即根据军功爵位的高低及其他身份由政府所授给的土地。这类性质的土地一经兼并，名田制就已名存实亡。汉武帝在对外战争中，虽然对以卫青、霍去病为首的各级将领仍有封侯拜将之举，并有各种赏赐，甚至还建立武功爵制“以宠军功”。[9]但所赏乃是官职和金钱，以军功受田宅制度并没有恢复，说明名田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在汉武帝之后，经过“昭宣中兴”，社会经济又得到新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在汉成帝、哀帝时期又出现了第二次土地兼并高潮。第二次土地兼并高潮比第一次更为猛烈。据《汉书·货殖列传》记载，各地都出现了新的兼并土地的富商大贾和豪强。在四川，“程（郑）卓（王孙）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赀至巨万”；在山东，“刁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赀五千万”；在河南，“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间，洛阳张长叔，薛子仲赀亦十千万”；在陕西，“前富者既衰，京师富人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赀，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此其章章犹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贿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故秦扬以田农而甲一州”。这些“郡国富民，莫不运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固齐民之业”。以上引文中所谓“兼业颛利”、“下固齐民之业”，都是指郡国富豪兼并农民土地。此外官僚、贵族凭借权势也都是疯狂的土地兼并者。由于笔者在《秦汉时期三次土地兼并高潮》一文中对此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10]故不再赘述。
    第二次土地兼并高潮的出现，引发了社会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广大农民沦为流民和奴隶，出现了“富豪吏民赀数巨万，而贫民益困”的严重形势。有些开明的官僚士大夫看到了土地、奴婢引起的社会矛盾的严重性，就向哀帝提出对贵族、官僚、富豪的土地、奴婢占有数量，“宜略为限”的建议。[6]于是在哀帝的赞同下，师丹、何武、孔光等人共同提出了一个限田限奴方案。规定：“诸侯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无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隶过品，皆没入县官。”[11]这个限田限奴方案公布后，产生了一定效果，“田宅奴婢，贾为减贱”，[6]但由于幸臣董贤、外戚丁明、傅喜等当权派反对，哀帝遂下诏“且须后”，此限田限奴方案就无限期拖延下去，而没能施行。对于何武、孔光提出的限田限奴方案我原来认为是相当宽松的，但看到了《二年律令》中的受田受宅律文后，才知道何武、孔光所规定的限田数额远远低于吕后二年授予侯级爵、卿级爵的受田数额，说明何武、孔光并不知道汉初的受田制的情况，也说明名田制破坏时间太久了。
    在孔光、何武的限田限奴方案被搁置后，土地和奴婢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化。王莽在掌权后，为解决这一严重的问题就提出了一个“王田私属制”，宣布：“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12]众所周知，王莽的王田制实质是要恢复西周的井田制，但对于“私属”一般都认为是王莽所新创，现在看到《二年律令》才知道在吕后二年的律令中就已经有“私属”，其文曰：“奴婢为善而主欲免者，许之，奴命曰私属，婢为庶人，皆复使及算，事之如奴婢。”（《亡律》）从这条律文来分析，从表面看奴隶提高了人格地位，实际仍“事之如奴婢”，说明奴隶的待遇没变，惟一得利的是政府，奴隶改称私属后，要向政府出算赋。像这样的所谓改革，当然要失败了。
    王莽改制失败后，引发了赤眉、绿林大起义，刘秀借助农民起义推翻王莽政权的威力而建立东汉政权。刘秀虽然也是依靠他的将领和军队建立的政权，并且也有封侯赏官的举措，但以军功爵位高低而受田受宅政策并没有恢复，甚至连以检查田亩数量为目的的度田措施都行不通，东汉已是豪强地主的天下，以军功爵位高低而占田宅的军功地主已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