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毋听。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留难先令，弗为券书。罚金一两。--《户律》
    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贸买。孙死，其母代而为户，令毋敢逐夫父母及入赘，及道外取其子财。
    诸后欲分父母、子、同产、主母、假母及主母、假母欲分蘖子、假子田以为户者，皆许之。--《户律》
    上引三条律文有一个共性，即都属于家庭内部分割财产问题。第一条律文是说居民有想根据先人遗嘱（先令）分割田产，乡政府要照办，而且要把先令写成三份并记入户籍，如有争议，按券书办事，没有券书，不听。分有田产的人如果还没有独立户籍，也有权占有，到八月检籍时再上户籍。主管者如留难遗嘱，不写券书，罚金一两。第二条律文是说祖父母、父母、子、孙、兄弟、侄子想要互分财产（含土地），一律准许，但要在户籍注明固定下来。以下是举例说明田产占有关系：一是以孝道为原则保护祖父母的利益；二是孙死其母代子为户，但不许虐待公婆，并不许招夫入赘夺取其子的田产（这是保护其孙的利益）。第三条律文是说有人想分父母、子、兄弟、主母（父之正妻）、假母（父之偏妻）的田产，和主母、假母欲分庶子、子的田产，而独立建立户籍的，一律准许。这三条律文都说明汉政府对田产归谁所有并不关心，而是关心田产分割后必须定籍，因为只有“定籍”，政府才能根据户籍上登记的田产数量征收租税和赀税。在此情况下，对政府来说田产所有权并不是第一位的，而田产必须在户籍上登记才是第一位的问题。所以汉政府为了掌握田宅的真正占有情况，非常注意田产分割后的定籍问题，并鼓励田产分割后独立建立户籍，这与军功爵制、名田制破坏后，豪强地主提倡聚族而居的大家庭现念是不一致的。《二年律令》还有对妇女田产的处理律文。
    女子为父母后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其弃妻及夫死，妻得复取以为户。弃妻，畀之其财。--《置后律》
    寡为户后，予田宅，比子为户后者，其不当为户后，而欲为户以受杀田宅，许以庶人予田宅，毋子，其夫；夫毋子，其夫而代为户。夫同产及子有与同居数者，令毋贸卖田宅及入赘。其出为人妻若死，令以次代户。--《置后律》
    这两条律文所反映的都是作为户主继承人对田产的处理问题。第一条律文是说女子继承为户主后又出嫁了，他的丈夫就要以他的妻子所继承的田宅来顶替他所应得的田宅，如果宅基地不够，也不能再补受。如果丈夫遗弃妻子或丈夫死亡，妻子仍要恢复为户主。妻子如被遗弃，田宅还要归还给妻子。这条律文有保护妇女财产权的含意。第二条律文是说寡妇继为户主，按独生子继承户主的规定授与田宅。如果寡妇不应当继为户主者，而她要独立门户，就要降低受田宅的数量，按庶人的标准受田宅。以上两条律文都说明汉政府对所授出的田宅，还有权干预和调整，政府对授出去的田宅仍进行着严密的管理。下一条律文更能说明问题。
    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谨副上县廷，皆以箧若匣匮盛，缄闭，以吏若丞，官啬夫印封，独别为府，节（即）有当治为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凑）令若丞印，啬夫发，即杂治为臧（藏）□已，辄复缄闭封臧（藏），不从律者，罚金各四两，其或为作伪，有增减也，而弗能得，赎耐，官恒先计雠，□籍□不相（？）复者，刻论之。--《户律》
    上引律文有些词汇生僻，兼有漫漶不清，已难了解其全部含意，但大概意思还是可以理解的。文中所谓“民宅园户籍”，似指居民的住宅簿，田园登记簿，“年细籍”可能是指占有宅园的逐年记录，“田比地籍”《二年律令》的原注认为是“依田地比邻第记录籍簿”，非常正确。“田命籍”可能是“田名籍”。《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张耳尝亡命游外黄”。索隐引晋灼曰：“命者，名也。谓脱名籍而逃。”“田命籍”应是登记土地在谁的名下占有的问题。关于“田租籍”，不解自明，那是记录田租数量，是收租税的底账。总之，政府对民户的田宅占有情况的管理极其严谨细密。政府规定以上各种籍簿的副本都要上报县政府，县政府要把各种籍簿分门别类保管起来，并放在箧、匣中密藏，经由县令、丞、官啬夫加印后封存起来。如因某种需要而查看各种籍簿时，要由主管官吏上报县令、丞，经批准后，凭县令、丞印由官啬夫启发，用过后再加印封藏，如违反以上规定，对各主管人员各罚金四两。如有诈伪增减田宅数字，没有得逞者，罚为赎耐。主管官经常事先计算校对，发现与籍簿不相符的情况，就要上报劾弹违法的人。这样严厉的管理制度说明汉政府对授出去的田宅不仅管理严明，而且执法认真。其管理目的当然是为了税收。但在名田制（受田制）破坏之后，土地私有制发展起来，并导致了土地兼并的狂潮迭起，汉政府严密的管理制度也遭到破坏，到东汉初年，连清查田亩的度田措施也无法进行，只好让土地兼并自然发展下去。
    在《二年律令》中曾多次提到“为人名田宅”、“所名田宅”的问题，说明名田就是“以名占田”之意，也就是“受田”。这是在军功爵制盛行时，按户籍上的人名和军功爵高低及其他身份不同，名有不同数量的田宅制度，这与后世的“占田制”、“均田制”以官品和男女劳动力等级的不同而分配不同数量土地的情况不同。这是商鞅变法建立起来的土地制度，直到西汉初年吕后当政时，受田的数量可能有变化，但受田的原则没有变。但在吕后之后，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私有及土地兼并的盛行，按军功爵等级及其他身份的受田制就完全被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