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极庙应在渭南的诸庙附近。诸庙的位置，前文已有论及，就在今天汉长安城的东南部。秦在渭南诸庙有七个，贾谊《过秦论》云：“一夫作难而七庙堕”。《史记·秦始皇本纪》也云：“子婴度次得嗣，冠王冠，佩华绶，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这七庙中当然包括极庙在内。按照昭穆制度建置宗庙，极庙当离昭王庙不会远。其所在位置应在在甘泉宫以南、兴乐宫以西、章台以北。
    秦始皇及其秦二世对修建宗庙是非常重视的，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赖宗庙之灵，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赖宗庙，天下初定”。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赵高杀二世，议立公子婴，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王玺。公子婴谋杀赵高，称病不行，赵高数落子婴：‘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婴遂杀赵高于斋宫”。《史记·李斯列传》也云：“二世语赵高曰：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智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胜，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
    （三）社稷
    对社稷的祭祀在中国礼制史上源远流长。考古实物所见的社稷遗址，有江苏铜湾商代的“社”以及郑韩故城中郑国“社”的遗址。社，仿佛城隍庙和土地堂，无论大都小邑，都有社庙，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有他们的社，再加上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粮食“稷”，“社稷”二字便常常成为国家的代名词。这种观念，在秦人的心目中，也是如此。
    秦统一以后，有“立社稷”之举。当年李斯受到赵高的诬陷，李斯向二世上书表功，其中就有“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一项。（注：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秦社稷遗址迄今尚未发现。文献中有关秦社稷的记载，也是屈指可数。《三辅黄图》云：“汉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礼》所谓太社也”。
    关于秦代社稷的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所知甚少。秦代立有社稷，秦亡后被汉社稷所取代。刘庆柱先生推测“汉初之社可能是在咸阳的秦社基础上建成的”，也就是说秦社的位置，就在西汉社稷所在的汉长安城南郊。（注：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
    二秦都城礼制建筑的特点及其影响
    秦都城的礼制建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从秦建国到秦灭亡，经过春秋、战国以及秦统一三个时期，前后近600年，因此其礼制建筑既有吸收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礼制建筑的成分，也有统一以后自己创造的成分。雍城在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咸阳在整个中国都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研究秦都城中的礼制建筑对于研究整个中国古代礼制建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墨子·明鬼》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必择国之正坛，治以为宗庙。”《礼记·曲礼》亦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宗庙之所以成为古代都城布局的中心，是因为古代社会是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宗主要巩固其统治地位，就必须加强本宗族的团结，而宗庙正是维系这种团结的纽带。因此宗庙不仅是这种血亲关系的象征和本族人心目中的神圣殿堂，而且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象征，国家的主要活动都在此进行，宗庙自然成为统治中心之所在。
    秦时在都城建筑中则突出人的作用，在都城规划中明确提出“重天子之威”的指导思想，城内建筑便以朝宫为中心，这一点在秦都城咸阳表现更为突出。
    雍城在秦都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承夏商西周，下启秦汉。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宗庙和宫殿的关系上，宗庙是主要的，位于都城的中央，如二里头遗址的一号宫殿，面积约1万平方米，“台基西部是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四坡出檐的殿堂，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南面有宽畅的大门，四周有彼此相连的廊庑围中心的殿堂，从而组成一座十分壮观的宫殿建筑”。（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1期。）但他与戴震在《考工记图》中根据文献记载绘制的周代宗庙图有似之处，“很可能就是一座宗庙建筑的遗存”。（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说明以宗庙为建筑群体中心的指导思想，在商代前期就形成了。殷墟小屯宫殿建筑“有南北一线的磁针方向居于正中遥遥相应的建筑物，以此左右对称，东西分列，整齐严肃。”（注：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2期。）这是最早的以宗庙为核心的而形成的中轴线布局的古都。（注：尚志儒、赵从苍：《秦都雍城布局与结构探讨》，《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西周时期的周原凤雏一号遗址，以殿堂为中心，由庭、房、门、廊、阶、屏等组成了一座完备的四合院，布局严谨规整，大体上合于周代宗庙的设计，发掘者认为这是一座宗庙建筑。它也处于周原故址的中部。（注：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0期。）
    秦都雍城的宗庙与宫殿建筑则与夏、商、西周不同，宗庙与宫室已经形成两个独立的建筑，也都位于雍城的中部南北轴线的两侧，说明这时秦人已把宗庙和宫室看得同等重要，说明人的地位上升。宗庙再不像以前那样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一点上秦人的思想要比当时其它诸侯国人的思想更解放一些。到了秦统一前后的咸阳，宗庙的地位已降至次要，宫室建筑处于主要的地位，七庙位于咸阳宫南面，到了秦始皇时，“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注：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从上可以看到宫室的重要性，“重天于之威”的思想已完全体现出来，朝宫修在都城的最南面。到汉的未央宫也是如此，其宗庙位于宫城的北面。
    可以看出，在秦代，宗庙、社稷和郊坛等礼制建筑与人君朝寝所用的宫殿建筑已有明确的区分，而非所谓的“宫庙不分”。不但如此，宗庙、社稷和郊坛，也开始从宫城内挪到了宫城之外，这成为以后的礼制建筑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