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魏晋北朝中原坞堡与客家围屋
        客家民居建筑特征另一方面的渊源乃是中原地区的坞堡制度。早在西汉末年，强宗豪族就开始建筑坞堡，“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3］（《酷吏·李章传》）东汉末年的战乱和基层组织的破坏，导致一些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武装自卫集团的出现，强宗豪族率领宗族据险守隘，因而坞堡有了很大发展。西晋末年战乱和社会基层组织的破坏更为严重，坞堡壁垒更是遍布于北方地区，在十六国时期达到它的高峰，成为战乱时代一种特殊的聚居方式，史称“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于时豪杰所在屯聚”。［10］（《苏峻传》）因而诸如“关中堡壁三千余所”［10］（《苻坚载记》下）、“冀州郡县，堡壁百余”，［2］（卷335）这类记载，史不绝书。
        北方坞堡及其制度大略有如下特点：
        （一）具有坚固、周密防御设施和功能的城堡式建筑。《说文解字》：“隖（坞），小障也。一曰庳城也。”《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16］（卷87）可见这是一种具有防御性设施的城堡式建筑。坞堡既然是在战乱、流离之中兴起，故其建筑之时首先就考虑到它的防御设施。西晋八王之乱时，庾衮在禹山立坞，“于是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缮完器备”。［10］（《孝友·庾衮传》）表明坞堡除选择险要地址外，还要有相应的防卫性建筑和设施。考古发掘所见坞堡建筑形制，如嘉峪关魏晋墓出土了七幅“坞”的画像砖，“‘坞’的四周都画有高墙厚壁，有的在‘坞’内还有高层碉楼，有的坞壁上设有望楼或敌楼”。［17］（P30）俨然一座小城堡，是为当时北方坞堡建筑的外观。文献所见，如董卓在关中所建的郿坞，“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3］（《董卓传》）或谓其坞“高与长安城埒”。［18］（《魏志·董卓传》）公孙瓒在易京所筑，也是一种坞堡。它们都有坚固的围墙和高大的碉楼，显示了其聚众自保的特征。
        坞堡具有良好的防御功能。东汉末年“时汝南葛陂贼万余人攻（许）褚壁”，许褚率众御敌。“贼不敢进”。［18］（《魏志·许褚传》）常林，河内温人，“依故河间太守陈延壁”，遭到军阀张杨的进攻，常林为之策谋拒敌，“见围六十余日，卒全堡壁”。［18］（《魏志·常林传》）可见这些坞堡防御功能之完善和可靠。
        （二）坞堡建筑规模宏大。坞堡的规模，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不尽相同。前燕时，“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10］（《慕容俊载记》）据此，平均每个坞堡330户左右，前燕每户平均口数为4.06［19］（P38），则平均每个坞堡为1340人。后赵时“三辅豪右多杀其令长，拥三十余壁，有众五万以应（晋梁州刺史司马）勋”。［10］（《石季龙载记》下）据此则平均每个坞堡有1700人左右。西晋末年，“乌丸张伏利度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10］（《石勒载记》上）东汉末，曹操以满宠为汝南太守，率兵“攻下二十余壁……得户二万”。［18］（《魏志·满宠传》）据此平均每个坞堡为1000户，东汉汝南郡每户平均口数为5.19［19］（P22），则平均每个坞堡为五千一二百人。永嘉初，“胡部大张督、冯莫突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10］（《石勒载记》上）“平阳人李洪有众数千，垒于舞阳”。［10］（《石勒载记》上）后秦姚兴的将领王奚“聚羌胡三千余户于敕奇堡，（赫连）勃勃进攻之”。［10］（《赫连勃勃载记》上）后秦具体户口数字，如以同为十六国时期的前燕每户平均口数为4.06计算，则敕奇堡有12000人左右。 西晋末，郗鉴“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后“众至数万”。［10］（《郗鉴传》）永嘉之乱时，长广挺县人苏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10］（《苏峻传》）从上述数例观之，一个坞堡的人数从一千多人到数万人之间都有，而以三四百户，二千人左右者较多。
        （三）坞堡组织具有浓厚的宗族共同体色彩。坞堡内的居民有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实行宗族聚居的，也有以乡党关系或宗族、乡党兼而有之聚居的。但是其中以宗族聚居者或以宗族为基础吸收乡党等其他人员加入而组成者较为普遍。许褚，谯国谯人，“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18］（《魏志·许褚传》）东汉末年田畴“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18］（《魏志·田畴传》）入徐无山结坞。曹魏时，杜恕“遂去京师，营宜阳一泉坞，因其堑之固，小大家焉”。［18］（《魏志·杜恕传》）注引《杜氏新坛》西晋八王之乱时，庾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10］（《孝友·庾衮传》）前赵光初三年（320），关中有“句氏宗党五千余家保于阴密”。［10］（《刘曜载记》）北魏末年，“及葛荣起，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4］（《李元忠传》）由于以宗族关系聚居，因而有的坞就以姓氏命名，前秦苻坚“率步骑二万讨姚苌于北地，次于赵氏坞”。［10］（《苻坚载记》下）即是其例。
        史籍记述坞堡之人员规模时常以其有多少“家”、多少“户”为言，“可见坞中的基本组织或单位为家庭，举同族者，虽然上有宗主，族中仍旧是一个个独立的家庭组织”，而非宗族。［20］（P138）但是它与一般个体家庭又有所不同，在坞堡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浓厚的共同体色彩。［21］这些个体家庭之间的财产、身份地位表现得比较平均与平等，坞民之间的团结互助精神亦较为突出，尤以迁徙他乡异地坞堡为然。如，东汉末田畴在徐无山由坞民公推为坞主，他与坞众共同制订“约束”，然后“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田畴与坞众一样也需“躬耕以养父母”。［18］（《魏志·田畴传》）西晋末庾衮禹山坞亦然，他也是由坞众推为坞主，然后与坞众誓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于是“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而身率之”。因而“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后来他又率众在大头山结坞，“田于其下”。年谷未熟之时，他与坞众一样“食木实，饵石蕊，同保安之”。在一次下山收获途中因眩晕坠崖而死。［10］（《孝友·庾衮传》）由此可见这些坞堡中的个体家庭土地占有比较平均，坞主与坞众一样参加劳动，他们在生产中的均劳逸，生活中的互恤危难，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的相对平等和民主，都体现了坞堡的共同体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