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界持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单线论观点的人一般都认为：“跨越”思想标志着马克思突破了他以往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思想，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在我看来，这一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
    1.马克思从来没有脱离开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来谈“跨越”。
    列宁说：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的功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旧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104页。 ）从经济必然性上看，是什么力量迫使俄国统治力量搞改革呢？对此，列宁作了明确回答：这就是把俄国拖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的力量（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103页。）。1861年改革后， 虽然封建农奴制关系还大量存在，它依然阻碍着俄国生产的发展，从而俄国在经济技术上依然是一个落后国家（与西欧各国相比），但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获得了比以往更为迅速的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俄国的工业产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的英、法、德等西方国家。
    马克思提出“跨越”思想的前后并未否认在俄国已开始了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马克思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细心研究有关俄国的文献资料。例如，他对186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利林费尔德的《土地和自由》一书关于以前的农业关系解体的主要章节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使马克思对俄国状况倾注更多关心的是由于他在1869年秋读到了瓦·瓦·别尔维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他给予该书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继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后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研究著作（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421页。）。 马克思不仅在提出“跨越”思想之前没有否认俄国已开始的资本主义化的进程，而且在他提出“跨越”思想之后也同样没有否认俄国已开始的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例如，1881年底至1882年间，他利用了俄国官方公布的材料以及俄国作者的许多著作，写了一部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手稿）。该手稿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给农民生活带来的灾难作了深刻的剖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71页。）。 由上可见，无论在提出“跨越”思想之前还是之后，马克思都明确意识到，俄国已在或正在一定的程度上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俄国农村公社的主体尚未完全解体，但已受到极大的冲击，俄国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据此而论，目前学术界那种断言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是对他以前关于一切民族都注定要在不同的程度上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思想的否定的观点，至少是不准确的。
    2.马克思的“跨越”思想并非包含着“不同于西方的另一条完整的历史发展线索”，即所谓东方发展道路说。
    由上可见，在马克思提出“跨越”思想的前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已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不过，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既然资本主义在俄国已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那么为何马克思还提出“跨越”思想。在我看来，马克思“跨越”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和俄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环境中，处于解体过程中的俄国农村公社的主体是否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而成为俄国复兴的因素，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
    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整个俄国虽然已开始资本主义化，但其主体即农村公社的大部分尚未完全解体，而且当时俄国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给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故激起人民的反抗，选择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许多革命者所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比起西欧国家，当时的俄国又相当落后：缺乏现代工业生产力；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前资本主义的村社式的自然经济还占据主体地位；在全国存在着多种形式并存的经济结构。因此，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获得新的历史发展起点，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其一，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这里所说的革命意味着人民夺取国家政权。这样可以把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靠农民）交给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其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41、431、444、435～436页。）其三， 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相互补偿。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具备上述这三个条件，俄国农村公社才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我以为，马克思所讲的俄国农村公社实现“跨越”的三个必需的条件，哪一条都不能脱离开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和俄国资本主义的演变发展过程。特别是其中关于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条件，值得我们深思。这一条件实际上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不吸取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肯定的成果（从而在这些方面超过资本主义），那么，俄国农村公社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
    笔者以为，马克思既没有把“跨越”视为整个俄国可能出现的社会发展状态，更没有把“跨越”作为整个东方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当然，“跨越”思想的提出离不开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特别是俄国社会状况的深入考察，但是，绝不能因此而把马克思晚年的“跨越”思想简单地视为他对俄国社会状况考察的结果。只有把俄国村社的状况置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过程来考察，才能提出科学的“跨越”思想。更确切地说，马克思晚年对俄国社会状况和俄国公社未来命运的考察是他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考察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那里，“跨越”的主体实际上是指俄国当时大部分虽已遭到破坏，但还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化的农村公社，而不是指所有的俄国农村地区，更不是指整个俄国。“跨越”思想既是马克思当时的革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他运用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来研究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历史命运的具体成果，但决不是非西方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实际上，“跨越”思想，是马克思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出发，根据西方工人阶级运动的状况、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一定历史环境（这种环境既包括国内环境又包括国外环境），以及当时世界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发展状况，而提出的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命运的一种可能性。那种把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泛化为所谓非西方社会发展一般道路的观点，既不能解释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迅猛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使农村公社走向崩溃的历史局面，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俄国、中国等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在革命初步成功后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所具有的合理性，更不能说明当代绝大多数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一事实。
    我以为，上述观点的方法论错误就在于：把资本主义国家等同于西方社会，同时又把西方社会等同于人类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把非资本主义（包括资本主义不发展）类型的国家等同于东方社会，同时又把东方社会视为人类历史上的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方法论错误具体表现为：其一，撇开马克思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规律认识的过程，把马克思晚年所提出的“跨越”思想误解为他试图探索非西方或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其二，把马克思关于《资本论》资本积累一章有关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的方法论意义明确地界定在西欧的思想，曲解为马克思在其晚年把五形态论的方法论意义明确地界定在西欧；其三，撇开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把当代某些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进程，简单、片面地视为东方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最后，进而把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等同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把非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等同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似乎只有西方社会才受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规律的支配，而非西方社会则可以摆脱之。总之，把“跨越”泛化为非西方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既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相悖，又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相悖。当然，东西方社会的确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对于它们各自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正确分析无疑有助于深化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关系的认识。但是，如果试图从对东西方社会各自的特点的分析中推导出关于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或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论断，那就是值得商榷的了。以上笔者通过对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的考察，实际上已经证实了这样一点：俄国农村公社“跨越”的可能性当然与俄国农村公社自身的特点有关，不过，决定“跨越”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的却绝不是俄国农村公社本身的特点。由此推之，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属于非西方社会的各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走的社会发展道路，也同样不是由非西方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现阶段，东方国家是分化的，而不是统一的，根本没有一条专供东方各国“行走”的社会发展道路。这说明，从方法论上看，用地域或地区性考察代替世界历史研究，就必然会使人们在对重大社会历史问题（包括“跨越”问题）的考察上陷入混乱。当然，笔者的上述看法丝毫不意味着认为对东西方社会特点的考察没有任何价值，而是说，只有把对东西方社会的特点的考察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研究中，这一考察本身的意义才能显示出来，否则将会被歪曲。
    综上所述，马克思晚年的“跨越”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这种方法论意义主要不在于某些具体的结论，更不在于对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而在于：其一，充分证明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应用价值；其二，对正确考察像俄国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发展、但又不属于资本主义类型的经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