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术界有的人认为，“跨越”思想表明，马克思已经把对人的价值的考虑当作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出发点。持这种观点的人依据的是这样一个推设：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虽然强烈谴责了英国殖民者给印度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但仍主张东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当俄国出现革命形势时，马克思主张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和牺牲，跨越卡夫丁峡谷。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就在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即从把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衡量历史的唯一尺度到肯定了人的价值尺度作为历史尺度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上述这一推设的逻辑是：先是给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设立一个空场，继而再用它所理解的价值尺度去填补。
    关于衡量历史发展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关系问题（包括这两种尺度在马克思早中期思想中的有机统一问题），我国学术界已讨论多年，其间早已有人对上述推设提出了质疑，故笔者在这里不打算就此作专门论述，而仅想从正面阐述与上述推设相对立的观点即：从方法论上看，“跨越”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认识发展的逻辑结果，而绝不是基于对人的价值的考虑。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认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认识还只是初步的。但即便是这种初步认识已使他意识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发达国家对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影响的结果：“由于同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已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因此，对某一落后国家革命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3页。）。我以为， 马克思以上论述虽然没有涉及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动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可能性问题，但却内在包含着这样的逻辑延伸：在世界交往和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一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有可能率先发动社会主义政治革命。
    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在这一阶段，通过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世界历史考察，马克思深化了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使得他能以明确的理论分析和理论预见的形式初步表述了第一阶段的逻辑延伸。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分析英国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狂涛巨浪中处于相对平稳态势的原因时说：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种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量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危机的原因仍然始终出于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88页。）在这里，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及其不平衡发展规律的角度上确定了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在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发动的可能性。虽然他所说的四肢仍指的是西欧大陆国家，但其辐射面即海外市场已囊括了非资本主义的东方国家。（注：我以为，马克思在这个时期没有提出“跨越”问题，这并不在于所谓他没有肯定人的价值尺度作为历史尺度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而在于当时他所考察的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东方国家如印度、中国等，根本没有“跨越”的可能性。）
    第三阶段是19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在这个阶段上，在基本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全面地把握了包括东方落后国家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从而在明确的理论形式上确定了东方落后国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地位。在《资本论》中，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状况，马克思把世界分为中心和外围两个部分。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大工业国功能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94页。）恩格斯也曾形象地说：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393页。）如果说，当把整个西欧国家视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有机体时，马克思就断定了其中的薄弱环节率先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话，那么，当把包括东方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视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有机体时，马克思考虑其中某个东方国家率先发展革命的可能性问题，就是符合他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理论发展的逻辑的。当然，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某个东方国家率先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马克思是否能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取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取决于某个东方国家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但是，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在19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所达到的水准，已为他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奠定了逻辑基础。
    第四个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基于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全面把握以及对当时俄国状况的了解，马克思提出了俄国村社“跨越”的可能性问题。这方面的具体内容早为学术界所熟知，故不赘言。在此笔者仅揭示一点：马克思始终是把“跨越”问题置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过程来考察。如他指出：俄国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它的历史环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又给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决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等等。（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5、451页。）
    由上可见，从方法论上看，“跨越”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认识发展的逻辑结果，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价值尺度在“跨越”思想提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只有搞清楚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规律以及马克思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理论的发展逻辑，才能真正地理解价值尺度在“跨越”思想提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建立在怎样科学的坚实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