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这一著名的声明的背后，隐藏了兰克的现代主义政治理念。这一理念表现在 三个方面：历史研究的目的、对象和方法。兰克强调“如实直书”，其实是为了将古代 与近代的史学，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他说近代的史家，应以“如实直书”为目的，就 是批判以往的道德史学，而给予近代史学一个新的出发点。在历史研究的对象方面，虽 然兰克不像启蒙思想家那样，将古代视为一钱不值，但他还是认为，现代胜于古代。而 这一优胜的原因，在他看来，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于是他的著作，大都以此为题，研 究和叙述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民族兴旺史。在史学方法上，兰克强调原始、 档案史料的运用以及对史料的审查和批判，以此来达到忠实地再现过去的目的。为此， 他在柏林大学开办“研讨班”（Seminar），与学生们一起，就史料的真伪、价值和意义 加以讨论。这一做法，与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与助手们一道做科学实验有相似之处。于是 ，兰克史学便成为了“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的象征。而其结果是，兰克的宗教信 仰、政治理念及其对他史学观念和实践的影响，则为他的追随者所忽视了[4]。
    在二战以前，也曾有人对兰克史学的“科学性”加以质疑。如30年代美国史家比尔德（ Charles Beard）和贝克尔（Carl Becker），就指出兰克并无法保证其史学的“客观性” ；比尔德甚至嘲笑兰克的“如实直书”，只是“那个高尚的梦想”（That Noble Dream） 而已[5]。但是，他们并不怀疑兰克史学对世界历史趋向的勾画。换言之，他们也像19 世纪的兰克一样，认为现代西方的发展，代表了世界历史演化的总体趋势。当然，对于 这一世界历史的趋势，在19世纪末已经有尼采等人对此表示了怀疑，对西方人的盲目自 信提出了警告。但这些怀疑和警告真正得到认真的对待，则要到二战以后。
    二战以后出现了两大阵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便明确表明，西方并无法一统天 下；西方历史的方向，并不一定是世界历史的方向。于是，一些现实感强的西方史家， 如英国的巴勒克劳夫（Geoffrey Barraclough），就写作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指出兰克史学的历史观念，已经有点落伍和过时了（ 注：吴于廑先生曾对巴勒克劳夫的这一著作作过批评，吴于廑：《巴拉克劳的史学观念 与欧洲历史的末世感》，《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0年第8期。）。以后巴勒克劳 夫在主编《历史学的主要趋势》（Main Trends in History）（1979）时，继续想突破“西 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在《历史学的主要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之外、特别是俄 国和苏联的史学成就。该书也涉及了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史学的发展（该书由杨豫译 成中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客观地讲，战后的世界局势，看起来是两个超 级大国争霸，似乎平分秋色，但如果从其变化来看，则并非完全如此。战后西方殖民主 义逐渐垮台，拉美、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国家纷纷独立，他们所建立的国家 ，虽然并不完全照搬西方民主国家的模式，但还是大同小异。而真正遵循苏联模式，建 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并不太多。于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模式，还是有逐渐扩大的趋 势，因此英国史家和思想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就用了“后现代”的这一术语， 来描述这一现象。他认为，一旦现代西方人将自己的政治体制、文化形态、思维方式和 生活习惯输出到非西方地区，并为当地人所接受，这一“现代性”，就不再那么单一， 而是在与其它文化的较量、交流中，起了变化，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现象[6]。的 确，虽然20世纪的历史，仍然以西方为中心和主导，特别是到了世纪之末，由于苏联的 崩溃，更加深了这一印象。但其实，即使是以西方为中心，仍然有非西方地区为其边缘 ；中心与边缘的互动，既改变了非西方人，也改变了西方人。举例来说，美国在二战以 后，成为世界大国，到处显示其军事实力，但也并非无往不胜。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遭 到的挫折，就是一例。美国人一方面厌战，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人对美国的霸权行径产生 了不满，并对越南人和越南文化产生了同情和兴趣。同样，法国在战后丧失了不少殖民 地，特别是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但在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前后，也有不少法国人认为法国 在那里的统治，对双方都无益处。更有人还同情对方，对殖民主义的危害，加以深刻的 反省。以后成为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德里达，就有在阿尔及利亚生活的经验。当今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也有相似的经历。
    的确，战后的历史演变，为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了社会经济 和思想文化两个方面。先就思想文化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使得世界变 小，各地区之间的接触十分频繁。这些接触和交流使人看到，虽然西方的政治模式、生 活方式有其吸引力，但非西方地区在吸收引进的同时，也加以了改造，而不是照单全收 。而许多殖民地在战后的独立建国，更为这一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各种例证。于是，对现 代主义历史观念的疑问和批判，也就应运而生。这些疑问和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西方中心 论和历史一线进步的观念。与后现代主义几乎同时出现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就特别注重 对这些曾经主导了西方历史思想的观念进行深入的批判。后殖民主义理论指出，即使在 西方统治的殖民地中，如印度，西方文化也没有完全主导。甚至，为了统治殖民地的需 要，西方的学术与思想都有所调整。换言之，西方现代学术与思想的发展，也由于殖民 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再具体点说，受到西方殖民教育的非西方人士， 有不少人往往比西方人更了解西方，写出的英文常常比英国人更优美、更动人。但他们 同时又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与信仰，因此也就能获得一种学术、文化上的优势。反过 来，西方人如果能接触和了解非西方的文化，也就会比一般的西方人更有知识，因此也 能新见倍出。上面提到的德里达和布迪厄，就是显例（注：有关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 义的关系及它们对现代历史学的影响，可参见Robert Young,White Mythologies和Shelley Walia,Edward Said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Cambridge:Icon,2001）。 中文可参见王晴佳：《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历史学》，《中国学术》，第三辑，第255-28 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西方与非西方地区的接触，不但造成上述思想文化的变化，而且还促成西方社会经济 的变迁，为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兴起提供了物质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发达，除了资本以外 ，还需要劳工、原料及销售市场。到了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十分发达，不但能 从世界各地获得原料，而且还依赖非西方地区的廉价劳工进行产品的加工。但就销售的 市场而言，还是主要以西方社会为主，因为非西方地区的人士，还常常缺乏足够的购买 能力。这一情况，造成西方社会文化的重大变迁，亦即从原来的工业制造社会，成为商 品消费的社会。如果用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的说法，那就是进入了“后工 业社会”。因为西方工业依赖非西方地区的廉价劳工，因此在西方社会内部，产业工人 日渐减少。而因为西方仍然是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因此服务性的行业以及与之相关的 广告、媒体、信息和娱乐行业日益发达。这一“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后现 代社会”的到来，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由于生产 制造已经远离了一般人的生活，人们对生产制造的过程也逐渐陌生。生产制造，一般有 一个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过程，表现出我们所熟悉的一种历史的思维：由低到高、由 简单到复杂、由原因到结果。但产品销售的行业，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思维，因为其目的 只是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可能的消费者对某种产品产生一种印象、形成一种记忆， 以便在将来购物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选择这一产品。因此，广告商通常不会用历史说 理的方式来阐明这一产品的优点，因为这样既费时又无效。相反，商品的广告常常为了 追求瞬间的效果，采用鲜艳的色彩、奇特的音乐、怪异的组合甚至荒唐的概念，以求一 种深刻的印象，达到推销产品的目的。用法国思想家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的术语 来分析，那就是“真实”，亦即产品的制造和产品本身，被隐藏在这些精心制作的“印 象”甚至“假象”的后面，反而显得无关紧要[7]。事实上，由于产品制造大都在非西 方地区，因此，对西方人来说，产品的“真实”也确实离他们的生活日渐遥远。
    如果“真实”不再重要，为“印象”、“形象”等各种人为的东西所取代，那么对真 实的追求以及为这一追求而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科学方法、理性思维，也就慢慢变得无关 紧要。于是，西方自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以来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从经济结 构到文化思想，都必须经过新的考量，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了。换言之，现代主义的 思维方式、观念模式，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后现代主义也就像幽灵那样，逐渐在西 方社会辗转徘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