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讨论，主要牵涉历史研究的对象，亦即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写的历史”的冲 击。如果单就这一方面来看，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在西方可以说是蔚为风潮，只要稍 微看一下西方国家历史研究的杂志所发表论文的题目，就能看出这一演变趋势。19世纪 史家所关心的课题，大都是各种精英人物，特别是各个民族国家的开国元勋、扭转危局 的军事家和折冲樽俎的外交家。但在二战以后，这些人物已经渐渐不为专业史家所重视 。即使是研究外交史，也十分注重文化传统对各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而不是专重个别杰 出的外交家。日裔美国著名外交史家入江沼，就以提倡用文化史的取径研究外交史而闻 名。美国著名学者，也是美国政府的重要智囊人物亨廷敦（Samuel Huntingtun），也主 张重视文明、文化传统对现今和未来世界局势的影响，因而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的重 要理论。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冲击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 。由于这一冲击，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 关系，因此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上面提到的几位历史学家（福科除外），虽 然其研究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就他们个人而言，都没有也不愿接受后现代主义 的历史认识论。金兹葆甚至还激烈地批判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对后现代主义否定历史 真实的态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9]。他还在史学界展开的有关希特勒“屠杀犹太人”（ 简称“屠犹”）的争论中，批判了怀特（Hayden White）的观点。其实怀特虽然被视为美 国史学界提倡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先驱，但他在私下，也对“后现代主义者”这一称谓 有所警惕，而愿意称自己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注：参见History and Theory:Contemporary Readings,eds.Brian Fay,Philip Pomper and Richard T.Vann.Malden, MA:Blackwell publishers,1998.第237-239页。怀特称自己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 ，则由Georg Iggers所告知，特此致谢。）。
    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认识论有哪些主要特征呢？我们还必须从其与现代主义认识论 之间的关系谈起。事实上，怀特对“后现代主义”这一称谓的警惕，也不无原因，因为 现在我们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其渊源出自对现代主义认识论的修正。现代主 义的认识理论，以实证主义的观念为基础，其前提是主、客观之间的区分，前者是对后 者的认识或者反映。如果没有这一严格的区分，则认识这一过程无法开展。但在战后， 特别是在美国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3）出版以来，就开始了一个所谓“话语的转折”（discursive turn）。这一转折的结果，是将以前事实与理论、分析与综合、描述与解释 、事实与价值、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界限，做了根本的模糊处理，不再将这一界限视 为天经地义的了[10]。譬如库恩对科学革命发生的描述，视为从一个“话语”到另一个 “话语”的转折，即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转折。换言之，根据库恩的观点，科学家进行 科学研究，并不完全从事实或材料出发，然后归纳、总结出某种结论。相反，他们的科 学研究，其实是针对一个已经形成的先行观念，亦即库恩所谓的“范式”（或者是牛顿 的、或者是爱因斯坦的），加以修正、补充或者（如果可能），加以推翻。
    库恩的理论，对历史学界影响殊大，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库恩所处理的课题，是现 代科学的演变发展，而现代科学对于现代史学，几乎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榜样作用。如果 科学研究尚有某种“先验”的前提，那么历史研究则更无法摆脱理论和观念的束缚了。 其次，由于对“话语”的重视，使得历史学家和历史理论家对历史认识论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与科学史的研究相比，一般历史研究中所包含的历史认识论问题，似乎更为复杂 。在科学研究中，即使按照库恩的说法，也只有两个“范式”，但若要寻找历史研究中 的“范式”，则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丰富多样。换句话说，如果承认历史研究中存在一 种“范式”，那等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 box），历史学家可以从宗 教信仰、政治理念、写作风格和语言结构等多种方面来探讨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因素。事 实上，历史学家对于科学史学、客观史学，本来就不具很大的信心。他们无法无视历史 研究中历史学家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对其论著所产生的影响。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认 识论似乎更加彻底，因为后现代主义者所关注的，不是宗教和政治等显而易见的因素， 而是语言的运用和语言的结构等并不明显的问题。通过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这些问题对 历史研究的负面影响便彰显出来了，以致使得不少历史学家无法完全接受这一新的历史 认识论。
    易言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不但有“话语的转折”，还有一个“语言 学的转折”（linguistic turn）。这一语言学的转折，主要是指语言在人们认识过程中 的限制和作用。在现代主义的认识论看来，客观事实通过感官的观察，进入人们的头脑 ，经过思维，人们又通过语言加以表述。在这一过程中，头脑的思维是一种加工的过程 ；一旦思维形成，则可以通过语言直接无误地表述出来。但经过语言学的转折，人们开 始看到语言本身并不透明，而是有其自身的结构，因此在运用语言表述的时候，思维的 成果不但会有表述上的限制，而且还会反过来影响思维的过程。于是，德里达就指出， 现代文化的理性主义，其前提是一种普遍主义，亦即承认理性的普遍性。而这一理性的 普遍性，必须通过语言的转达才能实现。一旦语言无法转达无误，那么这一理性主义的 普遍性，也就十分让人怀疑了。这也即是说，如果现代西方的“理性”这一概念，无法 通过语言的表述和转译让其它地区的人们理解并对此有同样的认识，那么这一“理性” ，也就不存在什么普遍性了。德里达指出，即使通过口头表述，都无法达到完全的沟通 ，更何况诉诸文字了。他也因此而对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做了彻底的解构，认为主观与 客观、作者与读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为思维一旦转手于语言，便变得模糊不 清了。
    与德里达相比，怀特所注意的是历史写作中语言运用的问题，因此更注重文字风格、 修辞形式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在怀特于1973年出版的名著《元史学》（Metahistory）中 ，他选择了马克思、黑格尔等四位历史思想家和兰克、布克哈特等四位历史学家，分别 把他们的著作从文字风格上，做了细致的分析。怀特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人的主观意 图及其对历史思想、历史写作的影响，而是他们在运用语言写作时，如何受到修辞风格 的限制而凸显出其著作的特殊风格。换言之，怀特所注意的是比一般人更为深一层的东 西，不仅是政治、宗教等因素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怀特认为，即使历史学家能摆脱这些 常见的主观因素的干扰，他们还是会受到另一种主观的、甚至先验的因素的干扰，那就 是语言风格和修辞形式。因为历史写作必须诉诸语言来写作，并采取叙述的形式，而所 谓叙述，就是讲故事。而故事就有情节，于是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的时候，就自然而然 地会设置、安排情节（emplotment）。至于设置什么样的情节（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 结尾、牵涉多少人物）、讲什么样的故事（喜剧的、悲剧的、讽刺剧的等），则与历史学 家的爱好、性情、人格等因素有关。如怀特认为，布克哈特讲的是悲剧性的故事，而兰 克则讲的是提喻式的故事。如此，怀特便指出历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创作，没有 根本的差别，因为两者都必须设置情节。而一旦将史学与文学等量齐观，那么历史的真 实性，便所存无几了。当然，怀特还是认为，历史事实仍然存在，只不过没有实际的意 义，因为一旦历史学家将历史事实编织到历史叙述中去，该事实的客观性就丧失殆尽了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