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清策论”
    自古以来，日本从中国引入多方面文明成果，诸如汉字、生产技术、典章制度、儒学、中国化佛教、文学艺术等等。与此同时，日本又对输入的大陆文化有所选择、有所创新，如在吸收中国儒家学说时，因与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相抵触而扬弃“汤武革命”理念；又如用汉字偏旁造出假名这一日本语音符号，等等。经过千余年的汲纳与创造，日本逐步形成富于特色的国风文化，从而出现“大陆文化”与“国风文化”相互渗透又彼此制约的多元一体格局。
    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深怀“敬畏”之心。但诚如美国的日本学学者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1910-1991年）所说：
    在历史上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6]（第23页）
    从6世纪到9世纪日本长期如饥似渴地向中国学习，这在日本留下了根深蒂固的自卑感。随着日本同化他们引进的事物并将其转化成他们自己与众不同的文明时，这种自卑感才渐渐地消失。[6]（第24-25页）
    从安土桃山时期到江户初期是日本力图建立独特文化的重要阶段，神国思想和封建扩张理念渐趋张大。如丰臣秀吉（1536-1598年）统一日本后，即滋生征服朝鲜、中国，建都北京的野心；德川家康（1542-1616年）建立江户幕府后，也有“德化宇内”的设想。江户时代的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1669-1726年）、贺茂真渊（1697-1769年）、本居宣长（1730-1801年）等人进一步发展这一理念，力主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
    时至江户后期，日本的国粹主义有所膨胀。其特点是讴歌作为“神国”的日本，认为日本理应统治世界。这种日本至上、天皇至尊的观念，既是对西方人东侵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日本“文化母国”--中国的一种抗拒式回报。
    江户后期思想家本多利明（1743-1820年），对汉学、国学和兰学均有研究。他在1798年所著《经世秘策》中提出，作为“海国”的日本应以贸易立国，与幕府的锁国政策正面抵触。在1795年著的《西域物语》中，本多利明称，“日本为天下第一的最良国”，应当积极地向北方地域武力殖民。他所谓的“北方地域”，指千岛群岛、乌苏里江以东、勘察加半岛等人烟稀少的地方。本多利明对拥有广大附属国的欧罗巴诸强国不胜羡慕，转而哀叹日本地狭国贫，空有拓殖海外的欲望，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正反映了国力尚弱时日本早期殖民主义者的窘态。
    稍晚于本多利明的平田笃胤（1776-1843年）（注：前述国学“三大人”，加上平田笃胤，合称国学“四大人”。），更明确阐述了“皇国史观”。他在所著《灵能真柱》中神化天皇，提出“皇国是万国的祖国，天皇是万国的大君”。大致与其同时的幕末经世家佐藤信渊（1769-1850年）被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皇道派”尊为先觉，著有《宇内混同秘策》一书。“宇内混同”即“世界统一”的意思。佐藤在该书的序文《混同大论》中说：
    我皇大国乃大地上最早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根本一旦有序，则全世界应悉为郡县，万国之君应皆为臣仆。……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7]（第65页）
    佐藤信渊还具体论及“宇内混同”的步骤：“必先自吞并支那国肇始”，其方略是仿效满洲迅速统一中国的故伎，先侵入满洲、朝鲜，进迫北京；又从九州诸港直驱江南、浙江等地[7]（第65页）
    佐藤信渊写作《宇内混同秘策》，时在1823年（文政六年），日本尚处在锁国状态。该书充溢着昧于世界大势的封建扩张狂想，但其吞并东亚的步骤设计，与100年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践相吻合， 因而被视作前躯。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及随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不仅是中国旷古未遇之奇变，而且也对尚处锁国状态的日本朝野造成强烈震撼。幕府立即修改禁海政策，以适应变化；一些藩国也十分关注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原伊势津城主便向佐藤信渊咨询，为答复咨询，佐藤于1849年（嘉永二年）撰《存华挫狄论》。与20多年前的《宇内混同秘策》大相径庭的是，此时西方殖民势力（佐藤称之“夷狄”）已构成对日本和中国的现实威胁。佐藤站在东亚被压迫民族立场上，显示出对西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力主“存中华，挫夷狄”。《存华挫狄论》在记述鸦片战争经过后，于卷末寄望清国振起，成为日本的“西部屏障”：
    满清君臣卧薪尝胆，济贫恤亡，上下同劳苦，练兵数年，以起复仇之义兵，挞伐英夷，全力逐之；俾使东洋无其遗类，庶能永为本邦之西部屏障。此即著《存华挫狄论》之主旨也。[7]（第64页）
    佐藤信渊关注鸦片战争，是替日本的国防未雨绸缪，这在他于1847年（弘化四年）所著《海防余论》中讲得明白：
    我国与西洋夷狄尚无交战之事，无从论其优劣。然自天保十一年（1840年）起，清国数十次战役皆大败，军力不能与之抗事，终至纳银割地以求和，方得幸免。兹录清英水陆战役数十次之战法，从而评之。[7]（第64页）
    幕末日本关注清国现况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清道咸间经世学者魏源（1794-1857年）有感于鸦片战争而著的《圣武记》、《海国图志》，很快流传于日本。《圣武记》于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日本弘化元年）开始传入日本；《海国图志》海防之策部分（第一卷《筹海篇》）于1854年（嘉永七年）在日本翻刻。“唱开化日新之说”的先觉佐久间象山（1811-1865年），于1854年5 月（安政元年四月）描述自己阅读《圣武记》的感受说：
    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8]（第97页）
    佐久间象山与魏源同时异地，不约而同地发表了挽救民族危亡，抗击西方殖民主义东侵的言论，正反映了这一时间日中两国命运相近的事实，诚所谓“唇齿相连”、“辅车相依”。
    总之，幕末出现的对清策论，或倡联合清国以抗西洋；或倡征服清国以图日本强盛。两说虽大有差异，却同样显示出日本一旦挣脱锁国体制，即把对清关系视作战略问题。其基本倾向是，从日本民族的危机意识出发，经略朝鲜和中国，以对西洋外交相平衡。开国之初的日本，在与西方列强周旋，寻求师法的同时，也试图与清国友好交往，一方面探究其惨败的原由，另一方面谋求通商以赢利。出于这两层目的，幕府于1862年至1867年（文久二年至庆应三年）间，先后4 次派遣访清贸易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