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对，开始一共有4位教授，包括费正清教授。其中有一位是研究中国、越南史的阿雷克斯·伍德塞（Alex·Woodside）教授，他的第一本书是写19世纪越南在政治制度上所 受的中国影响，他的中文、越南文都非常好，是哈佛大学历史系历史上最年轻的讲座教授，不过他后来离开了哈佛大学，到加拿大温哥华的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去了。对我 个人影响很大的还有一位约瑟夫·弗雷泽（Joseph Fletcher）教授，是一位语言学的天才，他本来研究蒙古文，后来研究满语、中文，30多岁时又决定学阿拉伯文，最后他一 共掌握了30多种语言，世界上每一种重要的语言他都会读会说。他的愿望是在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一部贯通的大历史，他的思维非常广阔，看材料又十分细致，我非常佩服 他。可惜，天不假以年，1984年，他才49岁就突然去世了，永远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非常令人感到惋惜的。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曾到日本访学一年多时间，等我从日本回到哈佛，费正清教授已经退休，接替他的孔飞力教授从芝加哥大学到了哈佛，虽然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我的论文却是从他手里通过的，所以应该说我也是他的学生 。
    周：你刚才提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你曾到日本访学，具体是哪一年到日本的？初衷是什么？与那时的美国汉学相比，日本的汉学似乎更侧重实证研究，注重史料的搜集、考证 、调查与发掘，这种研究路向在宋元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不仅参与的学者多、学术底蕴深厚，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阐释理路，在世界汉学中独 树一帜。谈谈你对日本汉学的印象，在日本期间，哪些学者对你帮助最大？
    王：我是1977年到日本，1978年离开，前后呆了一年多时间。在日本期间，我的工作比较简单，就是一面搜集材料，一面旁听他们的课程。回想起来，对我帮助最大的学者 有两位：一位是佐木由一，另一位是田中均义，他们两位都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学家，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比较接近，是利用马克思的一些分析方法来看待历史上的一些现象。但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比较活泼，并不死板，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和立场而已。我对中国社会组织与农村商品经济最初的认识还是来自他们的影响。因为那时美国只有很少人真正研究那方面的问题，我只有一些很抽象的看法，到日本后才发现有很多学者很重视这方面的历史，做了很多具体的研究，也有很多成就。当然，我也看中国内地学者写的论著，但1970年代很少，80年代初以后逐渐增多，现在的苦恼是，这方面的论著很多，实在无法通读。日本比台湾更加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至少我的印象是如此。我在东京的经历，对我的学习与研究影响很深。
    周：还是回到哈佛。在费正清教授的努力下，哈佛成了美国中国学的重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哈佛代表了美国中国学的实力和水准，直到今天，美国许多知名的中国 学家均出自哈佛。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哈佛的中国学家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学派，并具体地称之为“哈佛学派”，很想听听你对此的看法。
    王：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但是，这种情况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为止 。我觉得50、60年代的哈佛学者可以担得起“哈佛学派”的称号。70年代末以后该学派 已经风流云散，已称不上是一个具有统一风格的学派。你知道，现在有另外一个说法，不止是中国学界，甚至连美国的世界史特别是欧洲史学界也都认为，现在有一个“尔湾 学派”或“加州学派”。我们认为，看待欧洲历史不能仅限于欧洲本身，欧洲之外也存在与其情况类似的历史变迁动力，因此有必要在欧洲之外找到这样一些地区--中国就 是欧洲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地区，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地区，与欧洲进行切实的比较，并通过这样的比较，对其一般性的假设进行更仔细的观察。
    周：其实，我也注意到许多学者，包括哈佛的一些中国学家在内，并不赞成“哈佛学派”这个说法。但是从费正清到现在，哈佛的中国学家在治学上的确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譬如一直比较强调以经验和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即使以牺牲重大理论为代价。
    王：对，我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我们在哈佛接受训练时，还是比较重视档案的。这并不是说我写什么都得靠档案，而是说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比较理解专业性的档案。我 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除非你对档案有真正的理解，否则你对研究历史的根据依然不清 。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在这一点上强调得有些过份，他们认为写每一篇东西都必须要看 大量的档案材料，否则便没有过硬的根据。我觉得其他的研究方法也一样是有价值的。
    周：你在哈佛大学前后将近有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一段不短的岁月！在中国学人的心目中，哈佛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学问圣殿，哈佛的中国学研究同样备受关注，大概不知道 费正清、史华慈的学人是非常少见的。这也就是说，哈佛在中国学人的心目中有着极为特殊的位置。那么，在你的心目中，哈佛，哈佛的中国学究竟如何？你怎样看待哈佛的 校园生活？
    王：其实，1970年代并不是哈佛的中国历史研究最强的时期，为什么呢？因为费正清教授于1976年退休，阿雷克斯·伍德塞于74、75年离开了，孔飞力教授在费正清退休后的 一段时间内还没有到，至少有一二年时间。那个时候并不是哈佛研究中国历史最繁荣的时代。那个时候，我常去旁听许多欧洲历史的课，也包括一些历史以外的课，我并不是 说哈佛不好，而是说我在哈佛的那段时间哈佛的中国历史研究并不是最强的。但说真的，也有它的好处，很自由。自由的坏处是学习效率很低，很容易浪费时间。但是，必须承认自由的好处，如果一个老师让你做这个、做那个的话，你所做的事情就只能是在他的范围之内了。所以我觉得自由性有它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