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长期担任历史学教授。在李大钊短暂的一生中，历史研究工作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虽然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有重大的开拓，但尤以史学研究领域建树最大。（注：建国以来中外学术界对李大钊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然而大体上研究的是“作为革命家、思想家的李大钊”，未能充分注意到“作为学者的李大钊”的一面。事实上，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开创者，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领域卓有建树，尽管其分量有所不同。而就历史学的建设而言，李大钊显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关于李大钊在各学术领域的具体贡献，可参见拙著《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李大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关心中国史学的发展，在《狱中自述》中，他说：“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注：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下引《李大钊文集》版本同），第239页。）李大钊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到史学领域，构建了颇具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并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作出突出的贡献。（注：李大钊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尤见其历史哲学的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参见拙作《李大钊与历史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李大钊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有特殊的贡献，参见拙作《李大钊与中国古代史研究》，《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李大钊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学术界对李大钊史学思想已有所研究，但毋庸讳言，确实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史实的重建、概念的诠释、研究理论的更新等。在笔者看来，要对李大钊的史学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李大钊所认知的有关史学的概念进行探讨，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工作。故本文只作一点基础性的工作，就李大钊对历史学几个概念所做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进行分析，以窥见其运用唯物史观建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努力。
    关于历史的概念
    对“历史”作出严格的界定是进行史学研究和建立历史学的前提条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李大钊是第一个对“历史”作出唯物史观说明的学者。
    对“历史”作出正确的界说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要求。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学之父、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创建者梁启超，曾力图运用西方的进化论来重新解说历史。梁启超1901年出版的《中国史叙论》、1902年出版的《新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体系的奠基著作，他对“历史”进行了进化论的解释，他说：“史也者，论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在于“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认为，以前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梁启超对“历史”的定义突出历史的因果关系及其文化的内容，但却是以进化论为指导，把“历史”归纳为“人种”、“种族”的发达与竞争，甚至认为因为地理因素“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梁启超是以进化论来界定历史和历史学的，其中蕴含着中国学者力图建设科学的历史学的积极努力。以进化论来解释历史学对于打破封建观念对历史学的束缚，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解释历史，也不能够完全战胜封建史学观念，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有倒退的危险。梁启超在“五四”后就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改变了他早期关于历史的进化发展具有“公理”和“公例”的观点。如他在“五四”后说：“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1页。）梁启超在“五四”之后的变化说明，“历史”要得到科学的界定，中国历史学要在科学的轨道上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是难以承担此重任的。历史学的发展要求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历史”进行科学的解释，以推动史学的进步。李大钊适应中国历史学建设的要求，以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努力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新局面。
    李大钊对“历史”这一概念的唯物史观解释，一开始是从探讨“史”的本意和在实际生活中的内涵出发的。“史”的本义是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历史”一词又被怎样的使用？这是认识历史的涵义所必须研究的问题。李大钊首先对“史”的原义在各国的不同进行了考察。根据李大钊的考察，中国古代对“史”的解释，一是指记事的人（即是书记官）；二是指“掌记事者而言”，含有“书役”之义。日本训“史”字巍≌ヒト，原指“归化的人而专从事于文笔的事者的姓”，“史”字经过变化而有“记录”的意思。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中，“历史”皆由希腊语及拉丁语Historia变化而来，本意为“问而知之”；把“问而知之”的结果写出来，即为记录，即是History。德语和荷兰语中的“历史”，原皆指发生的事件或偶然的事变。通过考察，李大钊指出，各国文字对“史”之本义都有不同的解释，这是导致对“史”的理解发生混乱现象的重要原因。而“历史”一词在日常生活中又有新的涵义，对此李大钊又进行了考察。在李大钊看来，“历史”一词在日常生活中不仅仅表示“记录”，还应具有三种涵义，一是指“民族的经历或发展的过程”，二是指“历史书籍”，三是指“一种科学的学问”。（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9～290、297、294、295～296、296、295、295页。）李大钊在对“史”之本义和常用义分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来寻求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