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根据学术研究方法发展的趋势和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要求，主张历史研究方法的转变，这是他依据唯物史观解析“历史”这一概念并进而对“历史学”作出新的界定之后又一重大探索，对历史研究走向深入、使历史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有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
    李大钊对历史学概念的科学界定使历史学的功能表现出新的内容，实现了传统史学意义上的史学功能观的超越。传统史学对史学功能的强调主要在传承文化、资政及教化等方面，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李大钊以人生的发展与需求来看待历史学的功能，他在《史学要论》中有专门一部分论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可见他是极端重视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第一，史学能够陶炼人们的科学态度。李大钊认为，所谓科学态度，一为尊疑，一为重据，而史家以此二者为信条，“这种求真的态度，熏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第二，史学能给我们以进步的世界观和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李大钊指出，历史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进步史观使我们“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第三，史学研究能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在李大钊看来，史学对人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通过史学研究能提高研究者的素质，使研究者增强获取历史事实的能力。李大钊指出：“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注：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7、318、317页。）李大钊所说的历史研究在使研究者获得历史判断力的同时，又获得了被判断出的历史事实，这实际上一方面是说明了史学使人们加快了认识客观世界的进程，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史学有助于人们自身的发展特别是认识能力的提高。第四，史学能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李大钊指出：“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鼓动了，不由得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9～290、297、294、295～296、296、295、295页。）也就是说，历史能感染人，激发人们的爱国之情而使人们树立报国之志。李大钊对历史学功能的描述，突破了传统史学关于史学的传承文化、资政、教化的观念，而特别强调史学对于培养人们的科学精神以及对人生修养的意义。这是李大钊力图统合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来说明史学功能的突出表现。
    历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历史观的指导，要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就必须确立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这里的“指导”含义极为广泛，当然包括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历史学”概念的重新诠释。李大钊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身份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学”概念的唯物史观诠释是极为重要的方面，其意义是使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得到有效贯彻，这不仅使中国的历史学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且使中国现代史学在近代“史界革命”的基础上得到新的提升，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于历史哲学的概念
    历史哲学概念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历史哲学体系大厦的建立。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历史哲学概念就有什么样的历史哲学体系。然而，当时中外学者对历史哲学的界定没有一个统一的共识。在唯物史观刚刚引进中国之时，李大钊就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力图使历史哲学概念得到科学的界说，完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性工程。李大钊解析历史哲学是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的：一是分析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二是分析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从而使历史哲学概念既体现唯物史观剖析社会的哲学意蕴，又内含历史的人文精神的企求。
    李大钊对哲学与历史学关系的分析，在于明确历史哲学存在的缘由。在李大钊看来，文、史、哲都是关于人生的学问，本来不能严格地分开，只是为研究的方便而有所分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学问间“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在学问分立以后就必须探寻它们之间的关系。李大钊认为，史学与哲学是相通的，他依据培根的学问三分法，来说明文、史、哲之间关系的密切。就哲学与历史的关系而言，“哲学与史的关系的密切，也很容易证明。譬如老子是哲学家，但他也是个史学家，因为他是周的史官。‘班志’说：道家出于史官。可见哲学与史学也是相通的。”（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9～290、297、294、295～296、296、295、295页。）对于哲学与史学关系的分析，李大钊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从史学的角度来考察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二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哲学与历史学关系。从史学的角度来考察，李大钊认为：“哲学亦为史学所研究的一种对象”；“史学家的历史观，每渊源于哲学”；“就历史事实而欲阐明一般的原理，便不得不借重于哲学”；“史学研究法与一般论理学或智识哲学，有密切关系”。（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9～290、297、294、295～296、296、295、295页。）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李大钊认为：“历史事实亦属于哲学所当考量的对象之中”；哲学“尤须以史学所研究的结果为基础”；哲学可以从历史学中得到“观察法和考量法”；“研究哲学，也必以一般史识为要”；“研究某哲学家的学说，必须研究某哲学家的传记”；“须用历史研究法的研究以研究哲学史”。（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9～290、297、294、295～296、296、295、295页。）根据李大钊以上所作的两个方面的考察和分析，在历史与哲学关系问题上，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第一，历史学必须得到哲学的指导，这可以从指导历史研究的历史观、研究历史的规律、指导历史研究的方法上体现出来。换言之，“宗邦的权威仍在哲学”（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9～290、297、294、295～296、296、295、295页。）。但这不是说历史学只是被动地接受哲学的指导，由于历史学研究“人生与为人生的产物的文化”，而作为文化之一部分的哲学也自然地成为史学的研究对象。第二，哲学需要以历史学为基础，具体来说，它需要以史学研究的成果为基础，需要有“史识”和历史知识背景，需要吸取历史研究的方法等，但这不是说哲学不介入历史研究领域，而事实上哲学在“研究宇宙一切现象”的过程中也必然研究作为“宇宙的一部分”的历史。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大钊才得出这样的论断：“历史与哲学虽各有领域，而历史哲学便处于二者之间，不能说完全属诸史学，也不能说完全属诸哲学。”（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9～290、297、294、295～296、296、295、295页。）这里，很显然在于突出历史哲学本身所应有的独立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