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解读，力图寻找“历史”一词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特有内涵。他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氏似把历史和社会对照着想。他固然没有用历史这个名词，但他所用社会一语，似欲以表示二种概念：按他的意思，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推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注：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04页。）事实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做为历史，强调社会变革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马克思主义正是以社会经济生活为中心，通过对“社会变革”的研究来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结论。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社会作为历史的研究对象，很自然地强调“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并包含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他指出：
    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
    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地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
    李大钊对“历史”的定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与梁启超以进化论为指导对“历史”的界定有着根本的不同。李大钊依据唯物史观对历史的界定突出“人类生活”为其基本内容，“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这一对“历史”的界定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突出“人类生活”在历史中的地位，使历史与历史记录得以分辨，从而赋予历史以社会生活的内容和不断发展的特征。封建史学家把历史资料、历史记录、历史典籍、历史传记等本身看做为历史，并由此认为历史是不可变动的。一提起“历史”这个名词，人们便联想到《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史记》、《紫阳纲目》、《资治通鉴》乃至希罗多德、格罗特等人写的《希腊史》，以为这些便是历史。李大钊指出，这些“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李大钊所说的“活的历史”，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就是强调历史的社会本质属性和历史不断发展的特征。虽然现代资产阶级史学家依据进化论也承认历史是进步的，具有发展的特征，但并不认为历史应从“人的生活里”去寻找，而是在所谓的“人类理性”中去寻找。李大钊对历史发展性特征的揭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认为历史就是“人类生活”的“行程”、“联续”、“变迁”，因而历史也就是社会的变革，这就使历史的发展性特征建立在人类生活、社会变革的基础上。
    第二，从历史是社会变革的命题中揭示了历史所蕴含的丰富性内容。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换言之，历史的研究只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掌握，李大钊依据“历史是社会变革”的观点阐明历史应当是包含人类文化的内容，从而使历史领域大大拓宽。他指出：“历史既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既是整个的社会的变革；那么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个的，不容片片段段的割裂。文化生活的各体态、各方面，都有相互结附的关系；不得一部分一部分的割裂着看，亦不得以一部分的生活为历史内容的全体。”（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即是说，由于历史以“人类生活”、“社会变革”为考察对象，因此作为“人类生活”的“各体相”（表现为各种文化）都应理所当然成为历史研究的内容，只不过不能以其一部分来取代“历史内容的全体”。李大钊认为，历史以社会变迁为研究对象，其内容是丰富的，不仅社会上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是历史的内容，“其实道德、学术、宗教、伦理等等，所谓文化的理想，亦莫不应包含在历史以内”。但这不是说，在构成历史的各种内容中，各部分都处于同样的地位。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由此可见，在历史内容中，“经济关系”是其主要的部分。李大钊对历史内容的阐释在于批判过去那种以政治为历史的惟一内容的观念，从而凸现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人类历史的丰富性。
    基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李大钊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展开批判。李大钊对政治史观作了重点批判，他指出：“从前把历史认作只是过去的政治，把政治的内容亦只解作宪法的和外交的关系。这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含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政治的历史，不过是这个广大的活动的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社会生活的全体。以政治概括社会生活，乃是以一部分概括全体，陷于很大的误谬了。”（注：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7、318、317页。）对于历史的政治解释，李大钊认为这是西方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可以溯源到亚里士多德，而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的历史观，后来成为西方法律学者的历史观。在李大钊看来，以政治解释历史根本不合理，这不仅因为政治是文化（广义的文化）的一部分，以政治这一部分来解释全体的文化不合逻辑，而且还由于“政治的变动，不是初级的现象，乃是次级的现象，拿那个本身是一结果的东西当做普遍的原因，仿佛是把车放在马前一样的倒置”（注：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7、318、317页。）。在当时的西方历史学界，政治史观以弗里曼为突出代表。弗里曼（Freeman，1823～1892）是英国历史学家，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政治史，“把历史看成是单纯政治事件的记录”（他的老友赖布斯语），甚至提出这样的格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注：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35页。）李大钊对弗里曼的政治史观进行批判，他说弗里曼“这样解释历史，未免失之狭隘。历史是有生命的，是全人类的生活。人类生活的全体，不单是政治，此外还有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活。他说历史就是政治，其余如经济、宗教、伦理、美术的种种生活，能说不算是人类的生活吗？可以把它们放在历史以外吗？”（注：李大钊：《史学概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38页。）此外，李大钊还对神学的、宗教的等唯心史观进行了批判，阐述了以唯物史观取代唯心史观来解释历史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