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你是哪一年离开哈佛的？离开哈佛后，你曾一度重返你的母校密歇根大学，是到那里教课吗？
    王：我是1981年2月份离开哈佛的，之后去了北京，待到年底。当时接待我的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但我主要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材料。从北京回来后，就直 接去密歇根。从1982年起到1985年上半年，前后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都在密歇根。我在密歇根主要的工作并不是教课，而是在一个叫society of fellow的团体中从事研究工作。当时美国只有哈佛和密歇根有这样的机构，但哈佛的制度与密歇根不同，在密歇根一般上课的时间仅占1/3，其余的时间都由自己自由支配，做你想做的研究。这样的话，你所在的单位虽是一个系，但和系里的关系并不密切，主要还是和自己的小团体（也就是society of fellow）有关系。因为这时我已转向中国史，以及中国与欧洲史的比较研究，所以开始对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学研究有所了解。密歇根的society of fellow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交流机构，全国每年都有从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 学的学人提出申请，他们每年从中挑选3到6人，所以不如你们的社会科学院，一直可以一门心思地做研究工作。
    周：这样说来，你是1985年结束了在密歇根的工作后才加盟尔湾加州大学的，从此开始了你真正意义上的教授生涯和学术生涯。
    王：是的，但不包括短期外出。到尔湾以后，我曾4次到巴黎待了一段时间，当然也去中国内地和台湾，以及日本搜集材料，但主要工作还是在尔湾加州大学。
    周：与你曾经就读的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相比，尔湾是一所年轻的大学。一般说来，“年轻”有它的弱点，但也有它的好处。对你而言，尔湾的学术环境和气氛如何呢？
    王：我觉得有两方面对我很有帮助，一是我来的时候气氛很活泼，上面还是很注意培养我们下面的人，而且那时有关中国、有关亚洲其他地方的教授不多，我是头一个。所 以我来了以后，头几年机会很多，帮忙选了好几位历史学者，不光是中国，还有有关亚洲其他国家的，如日本、韩国。最近几年我们也有一批新的人来，包括中国、越南等。 因为很容易参加这些活动，所以我觉得相当不错。二是不光本校，南加州还有很多学校，像洛杉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等，我们这个地区研究经济史的人不少。受他们的影响，我自己对经济史有了新的认识，不光对中国，还有欧洲。我们有一个圈子，不光是一个学校，还有其他学校，平时大家互相来往，一起交流的机会比较多。这一点很重要。
    周：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交流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专业内部的交流，一种是跨学科之间的交流。从你个人的经验来看，这两种交流中哪一种更重要？或者说 ，哪一种对你的帮助更大一些？
    王：我觉得在研究生院的时候，主要就是为专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毕业后，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很有必要让自己的成果给别人看。我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总是尽可 能让在中国内地、美国、台湾、日本的同行看我的文章，同时要给非中国历史专业的学者看我的文章，希望他们多看，自然也希望得到他们的批评。我研究中国史，但我也会看很多美国史、欧洲史，以及日本史的著作。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大家都觉得应该做不同历史的比较。中国应该被当作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因为它的历史那么长，国家那么大，真正要理解欧洲以外地区的历史，必须包括中国。所以，我20多年前开始写文章，主要的读者并不一定是研究中国历史的，而是那些欧洲历史专业的人士。我想，在法国 读我用法语写的文章的人，比在美国读我用英语写的文章的人要多，研究欧洲历史的人读我的文章也许更多一点。在美国这边，研究欧洲历史的人不大读其他专业的人的文章，我觉得这不太公平。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在未来十几到几十年内，中国历史的地位会赶上欧洲历史的地位，中国历史的意义将会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我希望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能关注到这些潜在的未来读者，因为中国史专业性的原因，你不注意的话，外行的人可能看不懂你的文章。
    周：1997年你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一年后，李伯重先生和连玲玲小姐将它翻译成中文，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的一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甫经出版，就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被视作是一部富于创意和挑战的探索性著作，吴承明先生更称它“是迄今我所见到的惟一的一部从整体上考察、在观点和方法上都具有新思维的中西比较史学著作”。尽管你在这之前已发表和出版了许多论著，但国内学人对你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你的这本书。一本书就如同一个生命，生命是精彩的，但孕育生命的过程却是艰辛的。读者看到的往往只是生命的精彩，却看不到孕育过程的艰辛。作为一个读者，我很想了解的是这本书的“孕育”过程，也就是你的思考过程和研究过程。
    王：《转变的中国》有3部分，一部分是关于经济史，一部分是关于政治制度及其变化，还有一部分是关于社会抗争，如抢米风潮、抗租抗粮等事件。我最近几年对经济史和 政治制度变化的题目最感兴趣，所以我写《转变的中国》的时候，希望能够把这样的题目写进去。这些题目在欧洲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少有人了解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重要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具体情况与欧洲相同，而是说它们在中国和欧洲同样重要，我做的是经济史，希望看到经济史上许多地方的共同点在哪里，区别又在哪里。我觉得有太多的研究皆从所谓“区别”开始，但是所谓的“区别”有多大的意义呢？除非你有理解共同点的基础，否则很难弄清楚“区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和立场是从这里开始的，目前，我正和一位经济学家在写欧洲与中国的比较，与《转变的中国》的主题有关，但会更细一点。因为我自己对欧洲的情况虽然知道一点，但是不如一个真正的专家。所以我现在做一些比较，希望能够和真正的专家合作。以前要进行这样的合作，很难找到人，现在出了《转变的中国》，一些人对我有了认识，有的可能愿意与我合作。我觉得将来进行比较研究可能会好一点，应该比《转变的中国》好。政治制度变化的题目，我最近几年花了很多时间。据我的看法，这对当代的影响太重要了。但是我并不完全赞成一些看法，即以前的中国政治制度都是坏的，有人说得太简单化。我觉得要理解明清和1949年之前的政治制度，要看政治和社会的关系，要从具体的情况来看它的变化，从具体的变化着手进行分析，最后得出比较抽象的、理论性的结论。许多人一开始就理论先行，我觉得这种研究取径是有问题的。我并不是说不赞成纯理论分析，而是认为理论应该永远和事实有密切的关系。我对政治制度的变化也持这种看法。中国与欧洲有一些不同，在《转变的中国》中，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对政治制度转变的看法，目前我在这方面的看法与当时还是一致的，当然希望能够更深入地看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做比较研究大体上还是很重要的，做比较研究不能临时根据需要，应该花长一点时间，不然的话，你就不是在做比较，而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加进一些不同的东西，并不是作真正的比较研究。真正的比较，比如说做菜的时候有好几种原料，综合起来做一道新的菜。如果你做中国历史研究，加一点点欧洲的，就跟做菜时加一点点胡椒、酱油一样。我希望大家能多读一点欧洲历史，多和欧洲历史学家交流。我们历史学家应当尽可能多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进行交流，不要老是和中国历史的专家在一起。在美国、日本和法国，我所看到的学术大师，都是不仅和本专业的人在一起，也和其他专业的人在一起。在美国，研究美国史的人和研究世界史的人在一起；在日本，研究日本史的人和研究中国、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历史的人在一起；在法国，他们也开始注意这一点。前年我在法国开会的时候，一位是拉丁美洲的，一位来自印度，加上我。我们3人的文章后来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了，最近也已译成日文，在日本的刊物上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