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近二三十年里，这种有关合作与竞争、整体与局部以及种群与生态系统的 争论在生态学界一直都不曾停息。在混沌之后，又出现了“错综”论；其中心思想即是 ，尽管大自然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错综无序的状态，但却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否则，它 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在这种表面的无序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动态的有序能 力。科学的思想似乎也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不断整合，不断发展。正如美国植物生态学 家迈克尔·G.巴伯所说：“争论仍在继续。我们可以肯定，当前占多数的意见再过一二 十年又会不同。”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巴伯说这些话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安慰 那些仍在强调生态群落和生态体系保护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们（注：迈克尔·巴伯：《20 世纪50年代生态学的破裂》（Michael G.Barbour,“Ecological Fragmentation in theFifties”），威廉姆·克罗农：《不同的立场：再思人在自然中的地位》（William Cronon,ed.,Uncommon Ground:Rethink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纽约诺顿公 司1996年版，第255页。）。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得不承认，当前的生态学家们确实已不再坚持自然界是一个稳定 的实体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样，总是处在不断的动荡之中。生态学研究中的这种动 向必然也会在环境史学者中掀起波澜，并产生许多困惑，尤其是在他们正为自己的学科 寻求定位的时候。他们不禁要问：既然生态学家们已经放弃了那种生态平衡的自然观， 我们环境史学者是否也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研究立场和研究对象呢？换言之，一个充斥 着骚乱和不安的自然是否还值得我们去尊重？我们研究的着重点应该在哪里？
    1990年，唐纳德·沃斯特在《美国历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地球的变迁》（ 注：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变迁：论历史学的农业生态学视角》（Donald Worster, “Transformation of the Earth:Toward 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6卷，第4期（1 990年3月），第1087-1106页。），重申了自己在1988年提出的“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 的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同时，又从自然本身、生产模式和价值观三个方面论 述了环境史研究的重点和方法。这篇文章很快就在环境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环 境史学者都针对沃斯特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尤以威廉·克罗农最激烈。他 直截了当地反对沃斯特的农业生态学的生产模式的分析理论，认为环境史的研究应当首 先从“关系”入手。他明确提出，迄今环境史发展的最大弱点就是过分强调了人和自然 的整体关系，从而忽略了人的群体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因此他谴责，在此之前的环境史 研究过分注意了野生的事物和偏远的地区（注：威廉·克罗农：《预言和生产的模式： 置自然于历史》（William Cronon,“Modes of Prophecy and Production:Placing Nature i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76卷，第4期（1990年3月），第1122-1131 页。）。可以说，这是有关环境史定位的讨论的开端，而沃斯特和克罗农则代表着两种 最重要的不同的观点。
    什么是“环境”？按沃斯特的看法，环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 我们所创造出来的那个非人类世界”，即自然环境；另一部分则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技 术环境--所谓“第二自然”。但是，技术是在非人类世界为前提条件的文化的产物， 因此，尽管人类在不断地给那些非人类的东西打上人类的印记，以致我们往往在实际上 很难区分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文化的，但是，我们仍应当保持这种区分，因为只有它 才能提醒我们，“并非所有运行在这个世界上的力量都是出自人类的”（注：唐纳德· 沃斯特：《地球的变迁：论历史学的农业生态学视角》，《美国历史杂志》第76卷，第 4期（1990年3月），第1089页。）。但在克罗农看来，自然“完全是一个人类的建构”。 在现今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自然，实际上，“自然”都是不自然的。因此，每个人都 拥有自己心目中的自然。在某些美国人那里，理想的自然就是原始的荒野，而在另一些 人那里，理想的自然是牧歌似的乡村或小镇，同时还有一些人认为，郊区，甚至城市， 也可被当作是自然的家园。正因为这样，他呼吁：“我们需要发现一个共同的中间立场 ，从这个立场出发，所有那些东西--从城市到荒野，都能包容在一个词--‘家园’ 之中。”（注：威廉·克罗农：《前言：寻找自然》（William Cronon,“Introduction: In Search of Nature”）；威廉·克罗农：《关于荒野的困惑：要不，是回到了一个错 误的自然》（William Cronon,“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or,Getting back to the Wrong Nature”），威廉·克罗农：《不同的立场：再思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第2 5、36、89页。）
    根据对环境的看法，沃斯特认为，不论科学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给予自然以怎样不 同的说明，我们还是有充足的理由说，有机的大自然尽管各自进行个别的努力，但都得 按相互依赖原则来运转。我们必须依靠其他生命形式而生存。因此，“自然应当在我们 的社会中被予以更高的评价，应该在我们文明的成就表中得到更高的荣誉，应当被当作 一个成套的自我管理的模式和过程来尊重”（注：唐纳德·沃斯特：《文化以外的探查 》（Donald Worster,“Seeing Beyond Culture”），《美国历史杂志》第76卷，第4期（ 1990年3月），第1144页。）。出于这样一个角度，他认为，环境史的研究应着重于三个 层面上，即自然本身，人类运用的影响自然的生产模式，以及支配人们使用生产方式的 文化价值观念。克罗农则认为，把一个地方称作“家园”，就意味着“我们要利用在这 个地方所发现的自然”。我们一定要抛弃那种双重标准--把花园里的树看作是人工的 和不自然的，而荒野里的树就是自然的。因为两者都要靠我们的管理和照看，否则，花 园里的树也会变成野的。为了管理和照看好这个现在的和未来的家园，我们必须特别关 注生活在那里的人的特点--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性别，以及他们不同的 要求（注：威廉·克罗农：《关于荒野的困惑：要不，是回到了一个错误的自然》，威 廉·克罗农：《不同的立场：再思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第88页。）。
    不难看出，实际上，讨论的重点不外乎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克罗农的观点反映了一 种焦虑，一种基于为那个无序的大自然寻求秩序的急切心情。--既然科学已证明自然 是那么多变和不可捉摸，那就让人来帮助它吧；只要我们能够在“看中了一部分我们打 算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所用的自然时，我们要问问：我们是否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用它 ?--能够持续下去，不要让它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注：威廉·克罗农：《关于荒野 的困惑：要不，是回到了一个错误的自然》，威廉·克罗农：《不同的立场：再思人在 自然中的地位》，第89-90页。）。
    此刻，我们似乎又听到了一个声音，那是著名的资源保护主义者吉福特·平肖的名言 ：“明智的利用，聪明的管理”。历史在回响。
    看来，在人类历史上，自然观上的分歧总是一以贯之的--要么自然至上，要么人类 至上。因此，美国环境史研究中的这个讨论也大约要持续下去了。只是，笔者担心，如 果在环境史中，人类至上的观点若占了上风，那它和传统的人类史又有何区别？再者， 若是环境史把它的研究中心放在族群、人种、性别等方面，或真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 向社会史靠拢，结果“环境史就是社会史，社会史就是环境史”，那环境史将何以复存 （注：艾伦·泰勒：《非自然的不平等：社会和环境史》（Alan Taylor,“Unnatural Inequalities: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ies”），《环境史》（EnvironmentalHistory）第1卷，1996年第4期，第16页。）？
    自环境史正式出现以来，已近40年了，但要明确环境史的定义，尚需更长的时间。随 着时间的流逝，生态学的研究在不断深化，环境史亦然。本文所涉及的观点，管窥蠡测 ，难成一家之言。只愿滴水之见，博得金石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