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诸因素中，应当说在与西方对抗意识中滋生的国家主义情绪，值得我们重视。在以急速推动现代化和完成国家统一为目的的明治时代，激烈的国家主义思想及运动因主观意识上采取与欧美列强对抗态势，而不断地获得了持久发展的激情。这里所说的“对抗”，并非对峙乃至最后诉诸战争之意，而是一种由模仿--竞赛--争胜逐级攀升的全国性心理。毫无疑问，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亚洲近邻诸国不仅备受蔑视，而且直接成了日本同西方诸国对抗中的争夺物。这种国家主义的情绪，将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同世界各国绝对不得兼容的极端境地，使日本成为战前几十年世界动荡的策源地。他对于统治者阶级，却只知道尽量将其作为一种统治上的方便加以利用，而根本不计其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一、明治国家主义的土壤
    迄止鸦片战争的十数个世纪内，日本一直作为东亚国际秩序的周边小国，独立地存在着。由于在文化上大大落后于中国，日本不断地直接从中国或间接地通过朝鲜半岛从中国摄取文化营养，这是一种在极为平和的环境内进行的文化交融，并不需要支付被他民族征服的代价，所以日本的土著传统文化并没有遭受根本性的打击。在万顷波涛的间隔保护下，土著文化安静地吸取、消化着由大陆输入的优秀文化因子，又安静地向全日本播撒开去。
    有许多文献可以证实，在从中国摄取先进文化获得利益的同时，日本也培养着对文明大国中国的深深的劣等感。为了克服这种劣等感，日本人很早就开始致力于强调自己是日本人，强调对自我文化的归属意识。中世纪时同神佛习合论决裂、主张神佛峻别的吉田神道，以及江户时代隆盛的神秘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国学，可以说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极好例子。
    这种克服劣等感的努力，并不单纯是一种追求补偿心理平衡的行为，而且也是日本人自我民族意识的表现。但是，强调日本文化独立性的这种思想，仅仅是作为某种学问的派别而存在着，并没有给予普通民众意识以很大的影响，原因何在？
    试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历史。自古以来，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一贯满足于自己为自己所设计的世界中心形象，不由分说地将来朝朝贡的“夷狄”作为藩屏，极为主观地编织着所谓“册封体制”。在这一体制内，国与国之间的交涉，按照严格的礼仪，在充满温情的气氛中进行。在中国周期性地发生的农民战争及民族战争，也曾给击边诸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但从来不曾对周边各国产生过战争威胁和生存危机。反过来，周边诸国则一面可以自由地摄取中国优秀文化，一面却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承认或不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这就是说，在对外危机感十分淡漠的时代，强调日本文化独立性的文化心理，因并不存在同中国相对抗的国际环境与条件，而没有采取对峙的姿态。然而，当西方势力进入东亚国际秩序之后，又招致了怎样的后果呢？
    日本与西洋的接触，始于16世纪中叶。初期主要是器物和基督教，继之是近代科学知识。西洋人舶来的奇珍异物，计有睛雨计、气温器、保温瓶、比重器、照相机、手表、望远镜等等，据称当火枪于1543年首次由种子岛传入日本时，种子岛的铸铁匠八板金兵以亲生女若狭的人身供奉为代价，向葡萄牙人船长学习制作技术。习惯于汲取外来文化优秀成分的日本人，敏感地意识到，比起汉学的务虚来，西洋的器物能立即作用于日常生活并能给自己带来方便。所以，他们怀着同样的劣等感和求知欲，拼命地学习西洋文明。一大批有名的兰学者致力于西方近代医学、地理学、天文学的实践。幕府和各藩也相继提倡学习西方近代技术，并努力加以应用。
    可是，进入19世纪以后，“西力东渐”的危机已经日益明了。西洋人的海船携带大炮频频不请自来地造访日本列岛沿岸，迫使日本人不得不怀疑其动机到底何在，对知识的好奇心和对异国风情的趣味迅速地向对危险敌人的警戒感转移，儒学者大桥讷庵在《辟邪小言》，兰学者渡边华山在《慎机论》中，呼吁对西洋人野心提高警戒，是人所周知的。
    1825年水户藩士会泽安著《新论》。会泽安通过导入神道、国学的尊皇观和神国思想，鼓吹尊王论和国体论。其目的是：一方面通过尊王论来强化社会的基本秩序，另一方面对企图凭此来彻头彻尾地贯彻日本中心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新论》对内从名分论的观点出发，竭尽全力地评价万世一系的天皇和日本国体的优越性，对外则在危机感的促动下拼命抬高日本文化的优秀性。然而，在“外压”的压迫下旨在维持日本国和日本民族独立的《新论》，不仅在儒学的基底上接纳了国学的思想，而且还接纳了某些洋学的影响，这似乎极微妙地暗示着幕末思想一举从学阀派别之争中脱出，向对外关系论摇身一变的趋态。在西方压力面前，幕末思想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性的变动，而下面要列举的三类社会认识，是最不应当忽视的。
    其一，是力的观念的昂扬，即在“外压”之下国防论和攘夷论逐渐高涨起来。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利的直接原因，是军事力负于西洋人的军舰和火炮。因此，不论是国防论也好，攘夷论也好，首先应增强自己的实力是第一重要的。佐久间象山于1849年向藩主建议：“当今防御外寇之急务，首先是了解彼，而了解彼之方法，重要的是掌握彼之技术。”1853年6月29 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愚意以为，以夷之术而御夷，舍此而无其他。彼有大舰我亦应制大舰，彼有大炮我亦应造炮。”为了对抗西方的压力，承认西方军事及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并摄取之，通过模仿充实军事力量为首的综合国力，才是有效地防御西洋威胁的惟一办法，这已是当时日本人的共识。
    其二，是国民统合与国家统一观念的形成。长时期内保持着人种的同质性和文化的一体性的日本，直至明治维新为止一直未能彻底实现政治统一。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虽不能说只是个三百余领国杂然共处的国家，德川幕府也是事实上的中央政权，全国性的市场自江户中期后亦已形成，教育也较高水平地普及着。但对于各藩的藩士来说，终极的归属集团并不是幕府，而是自己出身的那个藩。幕藩体制本身存在的机理，就垂直性地规定着等级身分制，水平式地承认地域的割据性，自然无力将全体国民的意志集中起来。然而，以海防论的兴起为契机，“一君万民论”和“公议舆论”迅速地为人们所接受。如村田清风所云：“外寇之事，应不分阶级上下总体承受之”，实质上等于主张必须统一全体国民的力量集中对付“外压”。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公论”取代了幕府的“私论”，天下人心之最高归属逐渐明确地指向天皇，国民统合和国家统一的观念终于形成。政治的约束力强制性地分离着此前各独立集团内部和外部的利害关系，为反抗“外压”准备着足够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力量。
    其三，是新型的对外意识的形成。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既然已经破裂，那么，重新设计对外关系的原则已是十分必要。以近代西欧国家为基盘形成的近代国际社会，双重性地存在着独立平等相互关系原则和弱肉强食的自然原则。国家平等的观念，自然含有否定国交未开之前就将来访国作为下手国即华夷观念的进步意义，但西洋各国在处理与东洋各国国家关系时，是依杖力量对决原则来决定国际秩序中的上下地位的。深知落后国必被先进国吞食，欲维持独立必首先谋求进步的日本人，在这种现实面前，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对外意识。这是一种三重性的思想方法。A：若用文明或不文明来区分世界， 则日本人自然是属于文明这一边的；B：若用文化、人种、宗教、 心理即用东洋或西洋来区别世界的话，那么日本尚不在欧美阵营之列；C：在东方各国内部， 日本则无疑是文明国，而其他邻国则无疑是非文明国。这种对外意识的三重认识，在幕末时期初步定型，明治维新不久便迅速成熟。这可以从明治知识分子大量的著述中得到印证。
    以上所列举的三种社会认识的核心，是一种生存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是受西方军事力威胁的民族生存危机和日本文明现状与西洋文明现状之间巨大隔差所造成的国际生存危机的重复组合。由民族生存危机派生出对西方的警戒心和对抗心，由国际生存危机派生出赶超西方的精神和竞争心，构成了明治维新以后酝酿和培植国家主义的肥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