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治国家主义的意味
    如诸位前辈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明治国家主义的思潮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例如：启蒙主义者为了达到启蒙民众的目的，热心地鼓吹西方思想，明显地表现出现代化即西欧化这种理论倾向。而国粹主义者从传统儒教伦理和习惯文化心理出发，反对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全盘模仿西方的做法。为此，他们拼命主张对传统文化和国粹精神再作评价，其中自然隐含着触发保守和排外主义情绪的可能性。
    背负着欧美列强的重压，锁国的日本向开国的日本过渡直至成功修改不平等条约的26年间，日本经常感到西方诸强居高临下投来的不信任的目光。开国决不意味着就摆脱了民族生存危机，仅仅只是表明日本决心按西方诸国规定的“游戏规则”与西方人展开国交。为了在国际政治中争取生存和独立的一席之地，明治政府猛烈推行富国强兵政策，而以国家隆盛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则自觉地展开了“草莽”式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运动。如果说像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那样的技术官僚，在许多外交场合都城府颇深地迎合着欧美列强，那么，草莽们的国家主义运动，在对外危机的刺激下，则毫不犹豫地将日本人在优势文化面前习惯上持有的劣等感，断然转换为对抗心。与此同时，同质文化和单一人种民族所持有的特殊的民族感觉，为国家主义增添了强烈的情感色彩和难言后退的决心。
    诚如人们都看到的那样，在“外压”下崛起、以对抗“外压”为终极目标的明治国家主义者们，尽管屡屡采取了反对政府的形式，但他们实际上所完成的作用，却是在国民的思想教育、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不平等条约的修改等方面，加剧着政府政策的偏颇或失误。国家主义以一贯的热诚自始至终地参与了近代国家体制形成的全过程。不同类型的国家主义派别或思潮，虽然其采用的方法、手段不同，但都殊途同归地认为：惟有建设一个富强的、首先是军事实力强劲的国家，才是对抗西方列强最好的方法。高涨的爱国热情、强烈的对抗西方精神和性急的国家发展设想，构成了明治国家主义的三大特点。可以说，明治国家主义在对抗西方列强方面与明治政府的官僚惟有程度或手法之差，没有本质之别。在发展国家实力方面，上下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明治国家主义又是各种压力集团共同的精神支柱，它不仅从左的方面，也从右的方面，对明治初期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想法和措施进行限制。
    1886年6月，外相井上馨费尽心力同英德进行修约谈判。经过26 次会谈之后，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井上认为用“泰西主义”为原则来修改条约，可以获得“泰西”诸国的信任，有利于逐步撤销治外法权。为此，井上竟然准备将日本法典译成西方，去争取外国承认，还准备任用外国人法官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并开放内地。井上惟恐修约内容一旦泄露，必将招致社会公愤，故秘而不宣，等待条约变成既成事实。但察晓内情的外务省翻译局次长小村寿太郎（后任桂太郎内阁外相）却有意将条约内容透露给好友、民权人士杉浦重刚，并由后者发起了反对运动。农商务大臣谷干城干脆以辞职表示愤慨，认为井上修约方案非但没有减轻既成条约的不平等性，反而有让外国人乘隙干涉日本法律之嫌。强大的压力迫使井上辞去了任期长达8年之久的外相职务。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大隈任外相期间（1888年2月--1889年12月）。 大隈采用严格遵守条约主义方针，凡原条约没有规定的则坚决不予承认、保护，而后又将法权和税权分开两步走，各个谈判解决。经过艰苦谈判，虽然提高了协定关税率，但因在5年内仍然承认治外法权，还继续开放内地， 所以同样遭到社会公论的强烈反对。玄洋社青年来岛恒喜用自制炸弹攻击大隈。大隈的一只脚被炸飞之后，其修约方案也随之烟消云散。在袭击现场当场自杀绝命的来岛，却引来了人们一片啧啧称赞之声。
    民权人士反对井上方案的运动，和玄洋社来岛恒喜反对大隈方案的行动，一左一右地挟制政府必须全面彻底地修改不平等条约，否则必将招致不虞事件的回击。这似乎无可厚非，但其手段的危险性，已经大大地超过了正常“压力手段”的范围，所以是难以控制和驾驭的。更有甚者，与强烈要求彻底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呼声相伴随的，还有“海外雄飞”的鼓噪。君权主义者，民权主义者，日本主义者和右翼势力团体，以及政府中的大部分官僚，无不赞成向邻国扩张。1887年“长崎事件”发生后，向西方争取民族独立，向邻国大肆扩张利权，真正成为国家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双重品质。这是甲午战争开战舆论深厚的思想基础，也是第一届国会召开发后“对外强硬”论的思想根源。凡是应当收回的和凡是可以抢夺到的，一律都是国家的利益，必须毫不含糊地去实现之，国家主义的这种特性后来确实对国家发展的长久方向作出了错误而又难以纠正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