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治国家主义的类型
    国家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维护民族独立和推进国家发展的思想和运动。但是，这样的界定实际上并无太大的意义。因为当不同的政治团体或个人按照自己的判断采取增进国家利益的行动时，其行为方式以至于结果极可能是迥然相异甚至相互对立的。明治国家主义，因知识教养、出身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状态和类型。首先应提出的，当然是明治初年的启蒙主义思想。
    明治的启蒙主义者，都是一些力图用自己的思想来改造社会的经世家型的知识人。他们致力于将从欧美思想中汲取的养分传达给日本民众，起到了在日本创立社会科学的作用。其共通的思想倾向，与其说热衷于单纯政治革命，不如说最重视社会价值观的普遍转变。基于这一目的，西村茂树、西周、加藤弘之、森有礼、津田真道、中村正直、神田孝平等人，在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法学等诸领域，介绍和评价西方的文物和制度。
    在众多启蒙主义者的活动中，留下了最为引人注目的足迹的，当然是福泽谕吉。代表作《文明论概略》，是当时文明开化的指导理论。面对西洋诸国的优势文明的压力，福泽主张第一义的急务只有达成国家的富强。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智力”是一种无形的、内在的精神力量，要提高之则必以输入外在的、有形的文明来刺激，来启迪。所以，经常被当时的文人称之为功利主义者的福泽谕吉，实际上最重视的还是“文明的精神”。《文明论概略》第二章“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写道：“当此时际，日本人的义务惟有保持国体这一条，所谓保持国体即不失却自国的政权，要不失却自国的政权，则必须推进人民的智力。”基本的趣旨，是式图引入西方的优秀文化因素，达到改造国民文化的目的。
    明治初期某一外国人这样说过：“他们一旦觉悟以旧日本的开化手段不足以与西洋诸国相竞争时，便有组织地且合理地开始向拥有理解力和快速吸收力的国民鼓吹所有的西洋成果。”1905年12月12日，福泽谕吉在自己的生日庆祝会上发表演说。他感慨地说，启蒙主义者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将长时间在无知识的状态中睡眠的“无气力的愚民改造成承担洋洋新社会的国民，进而将锁国的东洋小国改变成充满活力的独立国。”启蒙主义者的根本性格--国家主义，于此可见一斑。
    与启蒙主义者相比，民权运动所表现的思想和派别，远为复杂。这是因为，民权主义面对的对手，不仅有列强的压力，而且还有明治政府所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这从民权运动的三面旗帜--开设国会、修改不平等条约和减轻地税--中反映出来。在引发民权运动的那份召开国会建议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板垣退助将启蒙主义者所主张的天赋人权与他们所标榜的国民的政治权利结合起来，发挥了民权启蒙的作用。民权运动家们并非简单地把自由权利作为政治权利来追求，而是将个人自由权利伸张作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来把握。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民权派宪法草案的起草者，不仅有像植木枝盛那样的民权活动家和思想家，还有像千叶卓三郎那样的农村小学的非正式教员，一位默默无闻的民权运动参加者。这种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牢记心头，急欲推动现代国家体制形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紧紧地与通过修改不平等条约运动反映出来的强烈民族独立意识结合在一起。如果说井上或大隈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方案，即改法权不改税权或改税权不改法权的方案，不曾因遭到民权运动的反对而搁浅，那么甲午战争前后不平等条约的完全改正，以及以日俄战争为国际背景成立英日同盟，是绝对不能想象的。“在内国主张民权”，“对外国张扬国权”，将两者糅合起来，这就是民权运动国家独立的构想。
    民权运动的思想家中江兆民，在其晚年的著名《三醉人经纶问答》中，虚拟了主张民主主义的绅士君、主张国权主义的豪杰君和主张自由主义的南海先生，并借助三者的争论，清算了自由民权运动内部的矛盾。同时，也归纳了民权运动的基本精神，还是谋求“落后于他邦又不得不在文明路途中跋涉的小国”，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如何谋求自我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二叶亭四迷、正冈子规、田冈岭云、景山英子、吉冈弥生这些民权少男、民权少女投身民权运动的事例之中，从色川大吉先生通过调查研究再现的多摩地区广泛存在过平淡无奇的地方民权的状态中，从二宫尊德以及后人提倡的勤俭力行摆脱贫困的道路和实践中，清楚地窥见到这种精神。
    明治年代的国粹主义和日本主义思潮，向来没有受到我国日本研究学界足够的重视。国粹主义和日本主义，不仅是鹿鸣馆所代表的轻佻浮薄的欧化风潮的反动，而且还是对强制推行现代化路线显露出来的矛盾的批判，在明治20年代时登上社会舞台。三宅雪岭、陆羯南、志贺重昂、福本日南等人是突出的代表。他们怒视中央本位、藩阀本位、政商本位，摸索符合日本传统的现代化构想。在经济方面，他们主张发展日本的特有产业，尤其是增加生丝和茶的产量并扩大出口来充实日本的国力。在伦理思想方面，他们主张用东洋的传统文化来限制欧化主义。他们力图证明即便在当前欧美列强声势浩大的称霸世界的浪潮中，仍然存在着亚洲的、尤其是日本的现代化路线。因此，他们只有将保存国粹作为自己全部理论的立足点。
    陆羯南所主张的中心思想是“国民精神”。他创刊了报纸《日本》，宣称：“《日本》将回复和发扬国民精神为自任。”在他看来，刚毅、廉直和正直，是纠正“如群犬争食腐肉”这种社会现状，以及“欧美诸国民所以富强，乃因其人种固有之能力，毕竟非东洋人种可以企及”这一思想认识的武器，其思想的基底，横亘着东洋思想，儒教思想和民族主义三者之混合。
    三宅雪岭的国粹主义，是对世界形势进行了哲学考察后展开的。他首先抨击了欧美优越这种先验主义的认识论，主张用儒、道、佛三教来抗拒西洋的“学理”。主著《真善美日本人》这样写道：“为自国而竭尽全力，为世界而竭尽全力，发扬民族的特色以裨益于人类的化育，护国与博爱紧密结合的。”他呼吁日本人认识自己的使命，“充分地伸展其特能而弥补白人的欠缺，以迈向极真、极善、极美之圆满幸福之世界”。他珍重东方式的调和，恶视西方式的竞争。他对所谓欧美文明称霸世界之一“世界历史的规律”充满着近似悲愤的疑问，努力寻求一种与之相区别的迈向文明的道路。
    与国粹主义思潮同时广泛流行的，是德富苏峰倡导的平民主义。在阐明自己思想的代表著作《将来之日本》中，德富苏峰以对所谓“腕力世界”的阐述导入议论。他写道：“昔日的世界是野蛮人凭恃腕力蹂躏开化人的世界，今日的世界是开化人凭恃暴虐吞灭野蛮人的世界。”“印度已灭，安南又灭，缅甸再灭，剩余之国度惟名义上之独立国而已……早晚难脱葬送大蛇之腹之命运！”忧虑之余，他主张用“和平世界”代替“武力世界”，用“和平主义”代替“武备主义”，用“平民主义”代替“专制主义”，认为这样才是反抗“腕力世界”的政略。德富苏峰是这样展开他的理论根据的：欲保持莫大的军备必需要莫大的经费。而莫大的经费则只能从社会生产的财富中得来，这样一来，军事型社会向产业型社会、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进化，就必然会发生。于是，由从事产业的平民构成的“平民社会”也就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德富苏峰相信，平民主义＝生产主义，即“将来之日本”的道路所在。
    启蒙主义、民权主义、国粹主义、日本主义及平民主义，其思想和理论或相互重合，或相互对立，但在民族独立的国家发展这一认识水平上，却是共通的。他们各自据守社会之一隅，以手中掌握的宣传舆论工具拼命地向民众鼓吹自己的主张，毫无疑问地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