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大多源起于民间，有一个由下层走向上层，再由上层走向下层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宗教的社会政治观念与主流文化的互动。道教在这方面也很典型。道教社会政治思想主流的变化曲线与历代统治思想的变化曲线大体同步。《太平经》的思想与汉代经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魏晋唐宋的一批著名道教学者大搞援儒入道；明清一批著名道士力求与宋明理学有所契合等。有些道教著名学者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看成是统治思想的一种宗教化的解释版本。然而，又不能依据这个现象就断言这些思想只属于社会上层。研究这个现象有助于认识统治思想与各种社会思潮、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而这方面的研究又恰恰是当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道教政治思想通常被列入非主流文化。然而，种种迹象表明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有时甚至可以说它是主流文化的一个部分或一种存在形式。道教经典常常以政治教科书身份进入最高统治者的殿堂，有时还会成为培训科举考试应试者的必读教材，进而影响众多平民信徒的政治意识。在道教政治思想的创造者、宣扬者中，既有帝王将相和思想精英，也有普通道士和草莽英雄。其影响贯通思想和社会的各个层次，不仅同时塑造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而且可以成为二者之间互动的重要中介。道教社会政治思想及其社会影响的复杂性，也为认识思想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五）钦定的经典思想与大众社会文化符号的关系
    这一课题以各种大众社会文化符号为主要研究对象。社会大众文化符号是指大众化的、与社会组织形式相关的，特别是与等级、名分、礼仪等关系密切的文化符号。钦定的经典思想与大众社会文化符号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许多大众社会文化符号被注入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可以称之为“非文本的思想”。有的大众社会文化符号甚至演化成重要的概念、范畴，可以称之为“理论化的文化”。对它们的研究可以深化对经典思想的认识。
    中国古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大多重视教化的作用，讲求“人文化成”，即从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以人伦序列“化成天下”。他们善于演绎经典思想，发挥各种与等级、名分、礼仪相关的文化符号的意义，为纲常名教提供理论依据，为礼乐教化提供通俗的手段，诸如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之类的“名分”都被注入特定的文化价值。在这个背景下，各种名分、礼仪乃至衣食住行皆有文章，从而形成许多符号性很强的事物或概念。以穿衣着装为例，由于衣着与等级、名分、礼仪密切相关，所以，产生了一系列与衣着有关的文化符号，如“衣钵”可以标示传承，“衣冠”可以标示精英，“缙绅”可以标示功名，“衮服”可以标示君主等。这类现象表明，大众社会文化符号既是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又是思想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许多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没有将各种大众社会文化符号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例如，对于秦始皇发明“皇帝”尊号，许多学者往往单纯从秦始皇的心态、欲望及“皇”、“帝”字义的角度予以评说。可是，由于没有引入大众社会文化符号这个研究视角，所以，对秦始皇帝王意识的成因、构成和特点的解读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实际上，君主称谓具有很强的符号属性。从夏之后、商之王、周之天子，到秦之皇帝，历代帝王尊号的更替生动地记述着中国古代王权观念的发展史。数以百计的君主称谓从不同角度标示着君权的来源与构成，诸如后及君宗、宗子、君父等宗法称谓负载着家国一体、君父一体的君权观念。王及一人、元首、太上、至尊、民主、人君、政长、辟、万乘、国家、社稷等权势称谓负载着帝王独尊、王权至上的君权观念。天子及皇、帝、天、龙、凤等神化称谓负载着君权天赋、帝王神圣的君权观念。皇帝及圣人、君师、君子、大人、宗极等圣化称谓负载着君主圣明、与道同体的君权观念。皇帝、衮服、陛下、皇舆、万岁等礼仪称谓负载着尊君抑臣的观念。早在先秦，宗法、权势、神化、圣化、礼仪等五大类君主称谓所标示的君权观念就大体整合在一起。先秦诸子经常将各类君主称谓作为政治概念使用。儒、道、墨、法等思想流派都提出了各自的圣王论。以圣化为主，兼备权势、神化、宗法的君权观念显然很早就是社会普遍政治意识。秦始皇的功劳只是为它找到了一个最佳的文字符号。由此可见，皇帝尊号是在各种君主称谓的基础上，经过意义的不断叠加而形成的。它是社会大众群体性的政治取向与秦始皇个性化的政治选择相结合的产物。
    （六）统治思想与各种民间社会文化典型的关系
    这一课题以各种民间社会文化典型为主要研究对象。文化典型是一种人格化乃至偶像化的文化现象。其形成的主要特点是在各种类型的历史故事中筛选最有典型意义的人物，经过人为的文化加工，使之成为某种社会理念的载体，进而衍化成标示某种特定人格典型的文化现象。文化典型依托历史，升华现实，借助范例，树立典范。它们生动形象，亲切感人，很容易获得社会各阶层的信仰。
    人格化是文化典型区别于其他文化现象的主要特征。任何一种文化最终都归结为一种人格。在同一社会群体中，多数成员往往具有某些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它是共同的基本经验和生活方式的产物，由特定的社会环境铸模而成。这种群体性人格特质可以称之为社会人格。社会人格包含着许多为社会公认的价值、品格、规范和公德，是社会普遍意识的一种载体和存在形式。一种文化体系总是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人格提升为理想人格，把最接近理想人格的人树为全社会的人格典范，甚至将其符号化、偶像化。反之，它总是把反社会人格看成是一种社会病态，并选择乃至制造若干极端化的人物作为相应的文化典型。正反两方面的文化典型在铸模人的灵魂，调节社会生活，建立公共秩序方面有着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