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史料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这里所谓“史料的真实性”有两层含义：其一，对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的记录是 正确的；其二，对这些记录的理解是正确的。自古以来，中西史学家都高度重视史料的考证与运用。在中国，产生了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在西方，产生了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流派。他们把考证的学问发展到极至，甚至不惜陷入琐碎考证的泥沼。但是，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史料，主要是如何看待史料的真实性，直到今天仍然是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史料的真实性。
    一般来说，史料主要包括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注：关于史料的分类，尚有其他一些见解：梁启超先生把史料分为文字史料和非文字史料两类，详见《中国历史研究法》，河 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何忠礼先生把史料分为广义史料和狭义史料两类，详见《福建论坛》2000年第3期；赵吉惠先生把史料分为文字记录、遗物遗迹和口碑等三 类，详见《历史学概论》，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页。）。鉴于实物史料的复杂性和本文篇幅的限制，我们在这里暂不讨论哪些因素影响实物史料的真实性，而专门研究 影响文献史料真实性的因素。
    选择性偏差
    在人类生活的历史长河中，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历史事实，其中，既有王朝更替、江山易主的撼天之举，也有柴米油盐、妇哭婴啼的些微小事。文献史料没有必要 也没有可能把人类生活的所有事实全部记录下来，而必须对历史事实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很难保证每个历史文献都能把那些最能影响历史过程、最能代表时代特色的事实忠实 地记录下来。因此，选择的结果出现或此或彼的偏差甚至谬误也就毫不奇怪了。这种偏差，我们称之为“选择性偏差”。
    历史过程是由无法数记的具体事实构成的，客观地说，不是历史过程中的任何事实都同等重要。的确有一些事实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另外一些事实则显得微不 足道，撰史者是无力全部记下来的，必须对历史事实作出选择。卡尔·贝克尔把这种选择概括为“一方面发现少数有意义的事实，使它们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不重要的事实当作非历史事实而抛弃掉”（注：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现代西方历史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我们的问题是：撰史者如何判断哪些是“有意义的事实”，哪些是“不重要的”应该被“抛弃掉”的事实？判断的标准何在？史学发展史告诉我们，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撰史者的主观感受，即他如何理解“历史事实”？他想通过“历史事实”说明什么？这种判断的结果很可能造成这样的遗憾：那些对历史发展举足轻重的事实由于被撰史者认为无关紧要而被从历史记录中剔除出去。
    从产生之日起，中国传统史学就发挥着资治和垂训的双重作用。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史料的选择过程中，撰史者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最能提供历史经验和道德训诫的事 件而自觉不自觉地忽略其它事实，这就使得文献史料的“选择性偏差”被成倍放大。一部《资治通鉴》，堪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然而，仍然摆脱不了“选择性偏差”的困 扰。撰者为达到“资治”的目的而在史料的选择上“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注：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607页。）之事，因而，全书的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而略于经济和文化，《通鉴纪事本末》搜集二百三十九件大事，经济只占两件，至于文学、艺术、宗教等所占比例比经济更少。为了实现“资治”的目的，记述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固然重要，但是，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历史的走向。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在旧史家眼里，似乎只有唐太宗在玄武门前的一声呐喊才是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大事件，而长安街上无名民妇的一声叹息则与历史无关，因此，平民百姓及其生活状况不入史籍也就顺理成章了。撰史者的这种选择性偏差为我们全面客观地研究古代历史带来了重重困难。正因为如此，今天家庭史研究、社区史研究、民俗史研究等微观史学的兴起，以及对普通民众物质生活状况和精神生活状况的清理与提炼，可以看作是对传统文献史料偏重君国大计而忽视社会底层生活的“选择性偏差”的纠正。
    倾向性偏差
    文献史料是由人来记录的，记录者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他对史料的记录必然受到主观目的、政治态度的制约。因而，在不同史家的笔下，即使同一件事也常有截然不 同的记录，这正如修昔底德所说：“即使费尽全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页。）我们称这种由于记录者的主观故意导致的厚此薄彼式的偏差为“倾向性偏 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