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撰史者就已经注意到了倾向性偏差对史料真实性的影响，并为克服这种影响做出了巨大努力。从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一直提倡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在 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这种追求的真实写照。不可否认，据史直书，不虚美、不掩恶的“实录”传统，有效地纠正了文献史料在记录过程中的倾向性偏差。遗憾的是，秉笔直书者在史家中毕竟只占少数，否则，也就没有必要对不畏强权的董狐们千古传扬了。较为普遍的是，在许多情况下，由于记录者必须对历史事件做出或赞成或反对的表态式处理，为支持自己的表态，他会突出某些细节，而掩饰或略去另外一些与他的主观表达愿望相反的细节。更有甚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会别有用心地篡改乃至炮制某些“历史”，因而，有人还使倾向性偏差变得更为严重，许多《实录》的写作过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实录》是记载一朝历史的重要文献，加之《实录》多为当代人所修，故其真实性本不应受到怀疑，但是，由于政治斗争的影响，《实录》也常有不实之处。例如，在“玄 武门之变”中，唐太宗杀兄逼父，其事昭然。然而，为了让自己的上台看起来更符合儒家礼法，唐太宗授意监修实录的史官把此事比做“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 而鲁国宁”（注：吴兢：《贞观政要》卷七，《论文史第二十八》，四部备要本。）。面对皇帝的政治高压，史官只有照办而已。又如，北宋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毁誉 参半，异论汹汹，这些政争反映到历史文献的编撰方面，就是《神宗实录》多次重修。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得势，在他们主持下修撰的《神宗实录》极力抨击新政，贬低王安石等人；绍圣年间哲宗亲政以后，新党得势，在新党主持下《神宗实录》加以重修；南宋高宗时期，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再次对《神宗实录》作了修改。删改《实录》之风，到清代达到了高峰，梁启超就曾评价说“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一朝《实录》竟屡次重修，根本原因在于在《实录》的编撰过程中，权贵们对自己言行中的卑劣之处有所忌讳，而史官也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故意隐瞒或篡改某些史实。倾向性偏差，这是我们在治史过程遇到的一个无法避免的难题，它从一个侧面影响了文献史料的真实性。
    总结产生倾向性偏差的原因，政治因素往往是第一位的，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自汉唐至明清，一些撰史者一方面标榜遵守客观公正的原则，另一方面 又力图在史料中凸显政治追求。在客观公正与政治追求不可兼得之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对政治的过分亲和，使他们笔下文献史料的政治倾向显露无遗。从客观上说，唐代以后宰相监修国史制度的确立，使得官方意志对史官独立性的侵蚀成为不可避免，在这种制度下，撰史者不可能脱离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现实情况而独立存在。但是，对政治的过度参与，必然影响史料的客观性，用以“表态”或“讨好”的史料记载犹如隐藏在计算机中的病毒，它一旦发作，将使历史的屏幕变得一片漆黑。
    诠释性偏差
    文献史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但是，历史研究却不是文献史料的简单堆砌。由于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当下的现实存在，因此，只有对文献史料进行诠释才能把毫无 生气的故纸堆变成生动活泼的历史事实。不同的人对史料有不同的诠释目的和诠释方法，正因为如此，在诠释的过程中，后世史家的主观意识和价值判断常常深深地嵌入史料之中，从而对史料的真实性产生影响。我们把后世史家诠释文献史料过程中产生的偏差称之为“诠释性偏差”。这种偏差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1.价值观。作为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史料主要通过以下两个层次发挥作用：第一个层次是史料的存在状态，包括有无、多寡、优劣等等。这个层次从史料产生之日起 就存在，它不因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第二个层次是史料的使用状态，主要是指对史料的理解和解释，这个层次浸润着使用者的主观意识，并且，因时代和使用者的不同而不同 。
    在自然科学界，科学家作为社会人，可以有他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他却应该是超宗教、超意识、超党派的，它的价值观不能渗透到研究过程中去。史 料运用的第一个层次与自然科学是相同的，也要严守价值中立原则。例如：判断一件器物的所属年代，需要采用碳十四测定，这纯粹是科学工作，它必须按照严格的科学的程序进行而与研究者本人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无关。但是，在如何看待这件器物的历史价值，这件器物可以说明哪些问题，即史料运用的第二个层次上，史家的价值观却贯穿研究过程的始终。这是因为，历史学家理解史料的过程就是他用自己的心灵触摸过去的过程。他依据史料重构的过去的世界是建立在他的价值观之上的世界，这个世界深深地打上了史家自己的理想、价值、信念的烙印，历史学家们用史料建构起来的历史，有时就是他自己内心世界的外在折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西方史学理论家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2.认知水平与社会条件。史家在研究历史文献时必然受到知识水平与认识能力的限制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就历史学家个体来说，他在人类生命的长河中仅仅是 昙花一现，他生活在被偶然规定了的时间和空间范畴之内，尽他一生所能也无法超越自己学术水平和认识能力之外去理解史料，而只能从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要求出发，在当时当地人类所能达到的知识水平之上以及历史学家作为个体所能达到的认识能力范围内来研究。因此，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有如此广博的思想可以洞察人类历史的全部，他们做出的历史诠释，只反映了历史真实的一个或多个侧面，而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在这些有限的诠释，出现失误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就历史学家整体来说，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历史阶段内，他们的认识能力与学术水平也同样是有限的，他们无法超越时代的限制而将自己置于已经逝去的历史时空中，而只能根据史料透露出的蛛丝马迹，连缀出从理性和逻辑上看来更加真实的历史--这不是历史学家的自卑，而是历史学家的“自知”。像一切人文学者一样，历史学家只能无限地接近史料背后的真实，但可能永远无法拥有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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