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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条件对史料真实性的制约突出地表现在史学研究手段的进步程度上。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甲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被当作救人创痛的刀伤药而已；到了今天，由于科 学技术的进步，这些甲骨成为推断夏、商、周历史纪年的重要史料依据。如今，各学科之间的渗透日益加深，除了辨伪、校勘、诠释等传统方法继续应用于史料研究外，结构人类学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等新学科的出现，为今天的史料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开辟了新的领域，而在上个世纪初，这些是不可想象的。 3.情感因素。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历史学家们总是希望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史料，以便得出更加科学的结论。然而，人不是机器，历史学家们研究任何史料，哪怕是研究 与个人利益毫不相关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要带上自己的爱与恨、同情与憎恶、赞成与反对的情感。只要历史学家们还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而存在，情感因素的影响就永远不可能消除，最客观的历史学家也只能把这种情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不可能完全克服情感对研究工作的影响。 由于情感的影响，很多情况下人们可以得到客观的史料，却得不到客观的结论，这在历史人物评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某些历史条件下，为表现自己“爱憎分明”，我们 可以反复不断地使用一些史料而对另外一些史料熟视无睹，从而使被评价的人物与事件贴上研究者主观情感的标签。五十多年来，对太平天国运动及义和团运动历史评价的涨涨落落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领域产生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史学家，他们撰写了许多饱含情感的史学论著。今天，当我们再次以审慎的目光研究这些史著时，发现凝聚其中 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史著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实事求是地说，无论史家认为自己多么冷静客观，无处不在、无人不有的主观情感都必定对他的研究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绝对的秉笔直书是不存在的。 在研究情感对史料的影响时，我们还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文献史料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而文字本身则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而且，先天性地融入了道德评价和文化批评 因素，中国文字尤其如此。文字的这一特性既为我们理解史料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又增加了正确理解史料的难度。可以肯定地说，虽然严格的训练能够帮助历史学家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加谨慎地使用文字。但是，历史学家并不拥有与其他社会阶层截然不同的文字系统，除非有一天我们能够发明一套新的符号系统来记述史料，这套系统足以剔除这些情感因素对史料的影响，否则，我们永远无法摆脱情感对理解、利用史料的影响。 以上我们讨论了影响文献史料真实性的三个因素，其中，选择性偏差和倾向性偏差来自撰史者本身，而诠释性偏差则来自后世史家。应该指出的是，这三个因素并不是截然 分开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此外，也并非所有文献史料都必然受到这三个因素的影响，而要结合史料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说明：尽管笔者在本文中讨论了影响史料真实性的因素问题，但这并不表明我们怀疑历史学本身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恰恰相反，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始终把推进历史学的发展作为讨论的终极目标。为了历史学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这种讨论是十分有益的--只有经常性地进行反思，仔细推敲著史者的心态、笔法以及后世史家的学术水平、思 想观念乃至个人情感，在多大程度上映射于文献史料的记述和研究之中，才能尽可能地剔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帮助我们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实现对文献史料的再认识，从 而，最大限度地接近史料的真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