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继承先秦这一传统，广泛吸收辩士以充任外交使节。东方朔在与汉武帝讨论“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的问题时，以古代贤士、贤臣作比喻，分别指出他们适于担任何种职务，其中说到应当以“子赣使外国”（注：《汉书》卷65《东方朔传》，第2860页。）。颜师古注曰：“以其有辩说”。子赣即孔子弟子子贡，曾被孔子誉为“辩士”。他“利口巧辞”（注：《史记》卷67《仲尼弟子列传》，第2195页。），曾出使齐、吴、越、晋等国，挽救了鲁国的危局，是孔门中著名外交家。可见汉代统治集团认为像子贡那样的“辩士”是外交使节人才的首选。故汉代经常以“辩士”充任外交使节。刘敬向汉高帝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之策，其中一项措施是：“以岁时汉所遗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注：《史记》卷99《刘敬列传》，第2719页。）在馈赠物资的同时，派遣“辩士”执行外交使命。两度率领使团出使南越的陆贾就是一位“辩士”，“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他以口才出色而经常奉命出使。司马迁评价他说：“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注：《史记》卷97《陆贾列传》，第2697、2705页。）除了以“辩士”担任使团团长之外，在使团成员中也常配有辩士，元鼎四年（前113）汉朝派遣安国少季出使南越时，即“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注：《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2页。）“辩士”在这个使团中的主要任务是“宣其辞”，发挥其口辩的特长。
    “辩士”一般来说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儒生，天凤二年（15）王莽“选辩士济南王咸为大使”（注：《资治通鉴》卷38《汉纪三十》王莽天凤二年（15），第1205页。）出使匈奴，《汉书》记此事作：“莽选儒生能颛对者济南王咸为大使。”（注：《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第4139页。）可见王咸可称为“辩士”，也可被称为“儒生”，而“辩士”是儒生中具有“专对”才能者。由于汉朝常派遣儒生型辩士出使匈奴，故匈奴每见汉朝所遣使者“其儒先，以为欲说，折其辩。”（注：《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13页。）“儒先”，《汉书》记作“儒生”（注：《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73页。）。可见使节中具有辩才者多为儒生。上文所述陆贾就是一位著名的儒生和学者，他经常向汉高帝“说称《诗》《书》”，提出了“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的著名论断，著《新语》一书总结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的历史经验教训。出使南越的终军也是一位儒生文士，他“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注：《汉书》卷64下《终军传》，第2814页。）这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修养的“辩士”在外交中也都确实发挥了突出作用，在出使中胜利完成使命，往往“皆如意旨”（注：《汉书》卷43《陆贾传》，第2116页。），令“天子大说”（注：《汉书》卷64下《终军传》，第2821页。）。
    二、“勇士”（“壮士”）
    “勇士”（“壮士”）是汉代外交使节的又一类重要人选，这也是继承先秦以来的传统。
    “勇士”（“壮士”）属于“武士”范畴，是与“辩士”等“文士”相对应的士人，《管子》说：“内辩士，使图其计；内勇士，使高其气。”（注：《管子》卷17《禁藏》。）两者的特长和作用不同。“勇士”又被称为“壮士”，据说孔子与子路等游於景山之上，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路曰：“由愿奋长戟，荡三军，乳虎在後，仇敌在前，蠡跃蛟奋，进救两国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贡听了以后说：“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张天……”（注：《韩诗外传》卷7。）可见“勇士”与“壮士”是相通的，他们均以武报国。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燕国派遣“勇士”荆轲、秦舞阳出使秦国，在易水送别使团时，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注：《史记》卷86《刺客列传》，第2534页。）在这里也把出使的“勇士”称为“壮士”，表明两者的含义是相通的。庄子所说十一种“士”中有“勇敢之士”、“筋力之士”，后者据成玄英疏曰：“英髦壮士，有力如虎。”（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徐无鬼第二十四》，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可见这两种“士”其实也是相通的。“勇士”是怎样的人呢？伍子胥为吴公子光“求勇士专诸”（注：《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第146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时，“因而相之，雄貌，深目，侈口，熊背，知其勇士。”（注：《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正义》引《吴越春秋》。）但勇士不仅是孔武有力，体现于外表，更重要的是具有舍生忘死的精神，从上述孔子与子路的谈话可知，他们是将“勇士”（壮士）视为为国效力而不避死难之人。此外还有各种说法，如“勇士轻其死”（注：《管子·山至数76》。），“勇士不怯死而灭名”（注：《史记》卷83。），“勇士极其节”（注：《汉书》卷67。）等等，都是强调“勇士”重名节、轻死生的特点。班超出使西域时，与随行吏士商议袭杀匈奴使团，众人建议曰：“当与从事议之。”从事郭恂是被出征匈奴的权臣窦固安插于使团中的。班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注：《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2页。）班超把从事郭恂排除于“壮士”之列，认为他是“文俗吏”，如果让他参与袭击匈奴使团的谋划，他“闻此必恐而谋泄”，是个重私利而缺乏为国献身精神，胆小而无气节的人。班超袭杀匈奴使团成功之后，第二天告诉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班）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注：《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2、1573、1571页。）可见“壮士”与非壮士的区别在于其是否具有为国献身精神，重名节、轻死生的勇敢无畏之士，两者的区别及其在外交中的表现和作用的差异于此可见。“壮士”与“勇士”虽然基本相通，但有时也有一定的区别，即强调其志存高远。班超少年时“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注：《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2、1573、1571页。）在班超心目中，傅介子（注：《西京杂记》曰：“傅介子年十四，好学书，尝弃瓢而叹曰：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为散儒？”卒斩匈奴使者，还报，拜中郎将。後复斩楼兰王首，封义阳侯。”（《太平御览》卷614《学部》八引）由此可见傅介子亦少年弃儒从武、矢志立功异域之壮士，班超以其为榜样，良有以也。）、张骞这些“立功异域”的外交家都是他要效法的“壮士”，这里“壮士”是有远大抱负、矢志立功异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