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士”不仅担任外交使团的团长，而在他们所率领的使团成员中也有许多“勇士”。元鼎四年（前113），安国少季出使南越，随行的使团成员有“勇士魏臣”（注：《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54页。）等人。其后“郏壮士”韩千秋又要求率领“勇士”二百人前往南越（注：《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3-2974页。）。常惠出使乌孙时，“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注：《汉书》卷70《常惠传》，第3003-3004页。），合击乌孙。这位副使独当一面、调兵遣将，也应属于“勇士”。元风四年（前77），汉朝派遣傅介子往刺楼兰王。“介子轻将勇敢士”而往，其使团成员均由“勇敢士”组成。他们到楼兰后设宴饮醉楼兰王，由“壮士二人从后刺杀之”（注：《汉书》96上《西域传上》，第3878页。），具体执行刺杀任务的是这些“勇敢士”中的两位“壮士”。永平十六年（73）出使西域的班超不仅自称为”壮士”，而且把他召来商议袭杀匈奴使团的三十六名吏士也称为“壮士”（注：《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2、1573、1574页。）。班超被再次派遣出使西域时，朝廷拟给他增加随员，班超说：“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可见班超对这三十余人非常满意，因为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他们不愧为真正的“壮士”。班超到达西域后，了解到匈奴所立龟兹王建依仗匈奴威势攻杀疏勒王，改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永平十七年（74）春，班超率领其使团从间道抵达疏勒王所居城外九十里处，派遣其吏田虑“先往降之”，嘱咐“若不即降，便可执之。”田虑到达后，“兜题见虑轻弱，殊无降意。虑因其无备，遂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注：《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2、1573、1574页。）这位田虑就是班超部下的三十六位“吏士”之一，可见班超所率三十余位“吏士”不愧为真正的“壮士”。随从张骞出使西域的堂邑氏胡奴甘父在这次伟大的“凿空”外交壮举中表现出色，不仅始终跟随张骞历尽艰难险阻，忠贞不渝，而且发挥了其作为胡人的特长，以其“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为这一外交使命的完成立下了汗马功劳。十三年后仅有他和张骞二人得以一起回到长安，一同受到汉朝廷的嘉奖，被拜为“奉使君”（注：《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59页。），这位胡人也不愧为“勇士”。
    “勇士”虽然属于“武士”的范畴，但是“勇士”并非仅仅有武无文，前述作为“勇士”的蔺相如之足智多谋，折冲樽俎，能言善辩的外交才华，在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的外交斗争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已为人们所熟知。到了汉代像这样智勇双全的外交使节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比先秦时期大大增加了，在外交使节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著名外交使节如冯奉世不仅有武勇，而且“学《春秋》涉大义，读兵法明习。”（注：《汉书》卷79《冯奉世传》，第3294页。）陈汤亦“少好书，博达善属文。”（注：《汉书》卷70《陈汤传》，第3007页。）苏武“明习故事”（注：《汉书》卷54《苏武传》，第2468页。），熟悉典章制度，而且“久在外国，知边事。”（注：《汉书》卷7《昭帝纪》注引如淳曰，第224页。）壮士班超也是个“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注：《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1页。）的人，兼具“辩士”的口才和文化修养。文、武人才或文武兼备的人才都是外交使节所必须的。汉代这类“勇士”型外交使节与一般的“勇士”已经不同了，他们不仅仅是一勇之夫，仅凭个人体格、武艺和献身精神而完成比较简单的外交使命，他们还具有过人的谋略和胆识，具有高超的外交才能，他们所要完成的外交使命，所处理的外交关系要比先秦时期错综复杂得多。因而他们已经不是一般的“勇士”，而是“勇士”中的“武官”、“武将”和高层次外交人才。这是汉代外交较先秦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在外交人才方面的一种体现。
    三、结语
    中国古代外交使节人选从先秦到汉代发生了一个变化，那就是先秦时期的外交使节是以“辩士”为主，“勇士”（“壮士”）次之，而汉代则以“勇士”（“壮士”）为主，“辩士”次之。这是中国古代外交使节人选所发生的第一次重大变化。“辩士”与“勇士”（“壮士”）两类人才都是外交使节的基本人选，他们从文武两个方面或两者兼而有之发挥各自的特长，以完成不同的外交使命。这表明文、武人才或文武兼备的人才都是外交使节所必须的。但是，先秦与汉代这两类人选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先秦虽然也以“勇士”为使，但以“辩士”为主，汉代虽然也以“辩士”为使，但以“勇士”为主。先秦时期活跃于外交舞台的是“游士”、“纵横家”等“辩士”（注：“辩士”活跃于春秋战国外交舞台的情况，汉代人已有所论述，如《淮南子》卷6《览冥训》：“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高诱注：晚世，“春秋之后，战国之末。”纵横，“苏秦约纵，张仪连横；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合为横；故曰：纵成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淮南子》卷21《要略》：“晚世之时，六国诸侯……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后来袁宏也说：“战国纵横，强弱相陵……无不旷日持久，以延名业之士，而折节吐诚，以招救溺之宾。故有开一说而饷执珪，起徒步而登卿相，而游说之风盛矣。”（《后汉纪·桓帝纪下》），汉代活跃于外交舞台的则是张骞、苏武、傅介子、常惠、班超等“勇士”型的使节。赵翼曾注意到汉代“奉使者亦皆非常之才，故万里折冲，无不如志”，遂能“立功绝域”的情况，指出：“自汉武击匈奴，通西域，徼外诸国无不慑汉威。是时汉之兵力实强……兵威之足以服诸外夷也。而其时奉使者亦皆有胆决策略，往往以单车使者，斩名王定属国于万里之外。”在列举了傅介子、文忠、段会宗等人的事迹之后，说：“此皆以单使立奇功者也。又有擅发属国兵而定乱者。”接着列举了常惠、甘延寿、陈汤、冯奉世等人的事迹，说：“此又以一使者用便宜调发诸国兵以靖反侧者也。”此外还提到了冯嫿、班超父子、田虑等人的事迹（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汉使立功绝域”条，第56-57页，中华书局1984年1月版。）。赵翼在这里指出了两点，一是汉代武力强盛，外夷慑服，故汉使能立功绝域；二是汉使有非常之才，故能无不如志。一般而论，这两点都是正确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至少还可以指出以下三点：一是外交的成败得失固然与国力的强弱有很大关系，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事实上当时徼外诸国不惧汉朝兵威的情况还是相当普遍的，史称“外国……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注：《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5页。）甚至“数剽杀汉使。”（注：《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85页。）“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注：《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96页。），他们依仗匈奴等强国威势而疏远或对抗汉朝。楼兰国虽然“最在东垂，近汉”，但苦于迎送汉使负担沉重，亦“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注：《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78页。）二是赵翼所举只是一些成功的外交使节，事实上汉使辱命不称职、被扣、被杀的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宣帝元康元年（前65）冯奉世出使西域，史称“先是时，汉数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称，或贪污，为外国所苦。”（注：《汉书》卷79《冯奉世传》，第3294页。）此前汉使被杀的情况即很严重，如昭帝时，仅楼兰王安归就杀害汉使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批使团以及安息、大宛等国来汉的使团（注：《汉书》卷70《傅介子传》，第3002页。）。元康元年之后亦然。如汉元帝时，仅郅支单于就“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此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注：《汉书》卷70《陈汤传》，第3017页。）诸如此类的记载弃斥史乘。三是赵翼所列举的这些使节实际上主要属于“勇士”型外交使节，表明只有真正的“勇士”或“勇士”型外交使节才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到“折冲万里，无不如志”。外交使节本身的素质和才具在外交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赵翼注意到汉使皆“非常之才”，但他没有指出是什么样的“才”，这是因为他没有从先秦以来外交使节人选的变化中去认识汉代外交使节人选的这个特点。一般而言，辩才是外交场合所最为需要者，因而“辩士”或“辩士”型的人才应当是外交使节的主要人选，但是在汉代实际上“勇士”及“勇士”型外交使节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其建功立业者较之“辩士”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出使西域的使节更是如此。那么，为什么在汉代外交使节中“勇士”或“勇士”型外交使节较先秦时期占有更为突出的地位？先秦与汉代外交使节人选特点的这种变化，根本原因是由于汉代突破了先秦时代的“外交圈”所导致的，即汉代突破了先秦外交基本上是在“东亚外交圈”范围内进行的局限而大为拓展（注：关于古代世界“外交圈”问题，见拙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前言》，第6-7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而这一突破引起了汉代外交态势与难易程度的一系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