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学贯中西，“于中学西学皆一流人物”，翻译《天演论》，鼓吹进化说，被人称之为启蒙大师，文化巨匠；袁世凯，一介武夫，一代枭雄，出卖康、梁，玩弄孙、黄，复辟帝制，终为世人所唾弃。可是，袁世凯酝酿帝制，在其舆论机构“筹安会”中，严复却榜上有名，为袁世凯张目，为时人所不解。那么，是什么契机将严袁二人系在一起，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本文试图通过对严复与袁世凯关系、严袁恩怨的探讨，来揭开这个百年之谜。
    一、严袁交往
    时人陈宝琛在为严复撰写的《墓志铭》中说：“袁世凯与君雅故，其督直隶，招君不至以为憾；及罢政归，诋者蠡起，君抗言非之，则又感君。国体既变，聘君长大学，充顾问参政及约法议员。君恒昌言，国人识度不适于共和，而戴袁者欲资之以称制，窜其名筹安会中，君始终不莅会，袁又讽君为文辟异议者，则辞以疾。自是亦稀接宾客矣。”严复也说：“吾与袁公交垂三十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某种意义上说，两人之间有知遇之恩。
    众所周知，严复少年聪慧，机智敏捷，是我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几年留学生涯，严复除学完海军专业全部课程外，还大量翻阅了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书籍，奠定了他深厚的西学功底。严复满腹经纶，希望在“洋务”风潮中展现才华，报效祖国。可是，当他充满信心，回到中国时，却遭到洋务首领李鸿章的冷遇，只让他担任天津海军学堂的总办，“及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陈宝琛《严君墓志铭》）
    严复是一个思想十分敏锐的人，不甘寂寞，好发惊世之论，致使“鸿章亦嫌其危言激论，不之亲也。”（同上）严复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流露出他当时苦闷彷惶的心情。他说：“兄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严复还说：“李中堂处洋务，为罗稷臣垄断已尽，绝无可图。堂中洪翰香又是处处作鬼，堂中一草一木，必到上司前学语，开口便说闽党，以中上司之忌，意欲尽逐福建人而后快。弟视此情形，兄之在此当差，乐乎？否也”严复学贯中西，满腹经纶，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其失意之情是可以想象的。
    严复以为，不走科举道路，纵有美好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亦将无济于事，很难得到重用。因此，他要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士文凭，进阶上层社会。这样，严复先后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十五年（公元1889年）、十九年（公元1902年），三次参加顺天府试，均名落孙山。科举道路的坎坷，勾心斗角的官场，使严复心情更加忧郁，心烦意乱。只好把精力用到翻译西方学术名著上。
    甲午战争的失败，举国震惊，志士仁人奔走相告，维新思潮如火如荼。这一时期，严复以其渊博的西学知识，过人的思想见解，译述《天演论》，创办《国闻报》，扮演了一个启蒙大师的角色。其间，严复还直接上书光绪皇帝，陈述他的政治见解。并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谈话达三刻钟之久。可是，随着戊戌维新的失败，严复的政治理想很快破灭了。
    不久，李鸿章去世，袁世凯青云直上，身兼数职，成为晚清政坛上的实权人物。在任直隶总督期间，很欣赏严复，曾想把严延揽为幕僚。严复在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时，就与袁世凯相识，十分了解袁的为人。所以拒绝了袁，严说：“袁世凯什么人，他够得上延揽我！”^①话虽说得绝情，但严复内心还是很感激的。因为在晚清权贵中，如此器重他的，袁世凯是第一人。这点严复是很清楚的。因此，当1909年袁世凯被罢官赶回老家时，诋者蜂起，“复独抗言折之”，说：“世凯之才，一时无两。”又说：“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②袁世凯面对墙倒众人推的境地，听到严复的话，自然是感激不尽。后来，袁世凯东山再起，对严复另眼相看，也是情理中的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震憾世界，社会各种力量纷纷活动，斡旋、调解、策划，忙个不停。57岁的严复，也不甘寂寞，南北奔走，他认为：“居今之世，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1911年12月2日，严复在北京会见了袁世凯，被任命为袁世凯北方代表团代表，参加南北议和谈判。当时，直接参与南北和谈的广东代表冯耿光，在《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严复当上代表的经过。他说：“那天，锡拉胡同袁邸客厅里济济一堂，在坐的除二十位代表以外，还有些秘书、随员等，其中熟人很多，年纪最大的是陈宝琛（伯潜），他是福建闽侯人，曾任山西巡抚，是新近奉召回京的。不多时，袁就穿着便服出来，见到陈，很客气地说：‘这番和议是朝廷的大事，所以请老世叔出来，为国宣劳’，陈则谦逊了几句：‘近来岁数大了些，身体也不很好，还是请严又陵（复）去，要好得多了’，袁又和陈说了几句。”^③就定下来了。这段材料，十分清楚地说明，严复是由陈宝琛推荐，袁世凯认可而作为福建代表参加南北议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