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后期的政治思想，逐渐游离了他早年的民主自由主张，转而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希望有一个象汉光武、唐太宗的人物出现，实行强权政治，完成中国统一，徐图富强。这就是严复有名的“速了瓦全”论。他说：“当是之际，能得汉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刘裕、桓宣武、赵匡胤，亦所欢迎。”又说：“自吾观之，则今日中国须有秦政、魏武、管仲、商君，及类乎此之政治家，庶几有济。”在严复看来，强权人物执政，则社会安定，兴旺发达；懦夫掌权，则社会混乱，贫穷衰落。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他说：“贤者试观历史，无论中外古今，其稍获强效，何一非任法者耶？管商尚矣；他若赵奢、吴起、王猛、诸葛、汉宣、唐太，皆略知法意而效亦随之；至其他亡弱之君，大抵皆良懦者。”并说：“读遍中西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严复对德国学者的强权理论十分倾倒，备加推崇。认为“盖自德国学者，如尼采、特斯基倡说以来，人知世间一切竞争，不视理而视力，力平而后理申。”严复还说：“德之学说治术，与英法绝殊，其学者如叔本华、尼采、特来斯基，皆原本性恶，而不以民主共和为然，与吾国之荀卿、商鞅、李斯最为相似，其异者，特以时世进化之不同，使申、商、始皇等生于今日，将其所为，与德无二致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古代强人再生，照样会实行强人政治的，在这方面，东西方之间的差别不大。
    基于此，严复极力呼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大声呼唤强人的出现。他说：“吾侪小人，为其中托庇之一分子，但愿取此大物之家，量力度德，于外则留神邦交，于内则通筹财力，使皆稳固，则权力所在，将即为讴歌所归。”而当时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诸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严的眼里，都一概视为“小人”和无能之辈。关于孙中山，严复说：“孙文、唐绍仪辈，自仆观之，直是毫无价值之人。比者窜迹广州，即不容于地主，而号诉各国，又为笑资，其无成殆可以决。”关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说：“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因为，他们是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况且，梁启超高论迭出，实际上是为了出风头。“大抵任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不意多。”加上他们的人格和能力，已表明无担当大任的众望。黎元洪、段祺瑞二人，是当时仅次于袁世凯的实权人物，许多人看中了他们，而严复对他们的能力也表示怀疑。严认为，“黎、段二公，道德皆高，然救亡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因为，“皇陂良愿有余，于政体、国是、外势、皆无分晓，以傀儡性质兼负乘之讥，覆涑偾车，殆可前决；段氏坚确，政见较黎为高，然爱惜羽毛，无为国牺牲一切之观念。”所以，“当人欲极肆之秋，黎、段两公实皆不足撑此政局。”就是当时号称“精英”的参、众两院的议员，“什九皆为下驷，党人饭碗是其唯一问题，即诘旦国亡，今日所争，依然党利，甚矣。”“吾国现有之参、众两议院，率皆毫无价值之人。”寻遍若大个中国，竟然找不出一个理想的人选。旧人物，“虽皆各具新识，然皆游于旧法之中，行检一无可议。”新人物，“虽声光烂然，徒党遍海内，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之中，固未尝有一也。”流露出举世无才的哀痛之情，表现一代学人的无限失望。
    严复认为，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紧要关头，却是如此缺乏人才，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他说：“吾国大患，自坐人才缺乏。盖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即有一二，而孤弦更张，亦为无补。”“今试遍观全国之中，欲觅一堪为立宪总理，有其资格势力者，此时实在尚未出现也。”在这种“山上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情形下，袁世凯脱颖而出，一时成了严复心目中的英雄和“救世主”。如上所述，严复称袁“于国变日受职，各国同是承认，亦几天与人归矣。新组内阁，亦若有励精图治之倾向。吾辈处今，所谓得少便足，岂敢更作过分之望。”又说：“今大总统雄姿盖世，国人殆无其俦。”还说：“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得出的结论是：“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直到后来，黎、段相争，严复还十分想念袁世凯，认为袁的死是中国的不幸。说：“项城才地资力均足当之，释此不图，妄干非分以死，则真中国之不幸耳。”严复看中袁世凯，固然与两人的交情有关，而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实现其政治主张的考虑。通过以上的分析，应该说是十分明显的。
    推崇袁世凯，主张强人政治，思想深处必然是反对民主共和，崇尚君主立宪。在这点上，严复的态度极为鲜明，毫不含糊。我们在此不想做过多的引证，仅就严复致熊纯如的信中所说，略引一二。如“鄙人愚憨，终觉共和政体，非吾种所宜。”“所绝对不敢信者，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立。”“夫共和万万无当于中国”“故问中华政体，则以君主为宜”。“总之，鄙人自始洎终，终不以共和为中华宜采之治体，尝以主张其制者，为四万万众之罪人，九幽十八重，不足容其魂魄。”严复选择的他终生信奉的君主立宪制度，而且，越到晚年越矢志不移。“复言吾国之宜有君，此虽三尺童子知之。”^④还说：“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脐乎”而这确实是严复一贯的政治主张。
    这里，自然涉及到严复的政治思想和追求。严复早年留学英国，大英帝国文化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使他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相信民主与自由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但是，面对中国社会“民品之劣，民智之卑”的现实国情，又使他坚信，西方的民主制度在中国难以行通。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和反差，迫使严复走向了一种文化上激进，政治上保守的启蒙之路。一方面，严复认为，学习西方，走西方之路，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别无他途；另一方面，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和西方大相径庭，西方式的民主与自由到了中国，只能是“逾淮之桔”。所以，严复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开发民众的智慧、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作为向民主社会过渡的重要前提。而在这个过渡时代，必须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通过一个具有强力意志的权威，维持一个稳定环境，在全社会推行新制，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知识和身体素质。为此，戊戌时期，严复看中了光绪皇帝；光绪被囚以后，严复看中了肃亲王；辛亥革命以后，严复看中了袁世凯。这种选择，应该说是严复思想的逻辑发展，是一代学人在无限苦闷中的一种两难抉择。
    注释：
    ①、②、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第115页。
    ③《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56页。
    ④文中引文，除上列出处及在文中注明出处外，均转引自《严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