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中间等级泛指处于以工业大资产者、农业大地产主、贵族权力精英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与以工人为代表的社会下层之间的社会中间层，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层”。1929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德意志中间等级各职业集团对纳粹党的参与都超出它们各自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例如，1930年9月大选前，在纳粹党39.8万党员中，城市独立经营者（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为9%）占21%，小农（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为10%）占14%，职员（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为12%）占26%，官员和教员（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为5%）占8%，他们（在总人口中共占36%）总共占纳粹党全部成员的69%（注：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Helga Grebing,Der deutsche Sonderweg in Europa,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190页。）。三年后纳粹党膨胀了10倍，人数达390万人，中间等级成员的超比率优势仍然保持在62%以上的水平。这些党员中的62.2%充任纳粹党的各级领导（注：埃克·亨尼希：《市民社会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Eike Hennig,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und Faschismus inDeutschland），法兰克福1982年版，第165页。）。至于党的最高层成员，更是清一色的来自中间等级家庭。因此，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间等级是纳粹党的“载体阶层”与“中坚力量”。
    如何理解德意志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之间的这种亲和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认识德意志中间等级各职业集团的基本特点，它们在德国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共同点，及其在危机状态下的意识倾向与纳粹主义的联结点。
    一、作为“老中间等级”的“独立经营者集团”
    在大资本与劳动者之间，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企业主、小农为代表的“老中间等级”，构成一个“独立经营者集团”。在英国，这些人被平稳、快速地融入工业化社会，成为都市化社会中令人瞩目的装饰图案；在法国与美国，独立经营者始终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他们不仅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甚至成为工人的一种职业理想；而在德意志，这些处于中间地位的独立经营者从来就不意味着充满活力的历史先行者，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布尔乔亚也多少有共同之处，因为德意志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充满活力的布尔乔亚。
    自15、16世纪以来，德意志“市民社会”的梦想被一系列历史因素所击碎。地理大发现导致欧洲经济中心的西移，地处内陆无法参与远程殖民贸易，极度的邦国政治分裂化与关税壁垒，“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古老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破坏，所有这些都一再中断了德意志本应具有连续性发展的都市化进程（注：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David Calleo,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伦敦1978年版，第60页。）。如果说18世纪以后城市“独立经营者集团”能有所发展，那倒要感谢德意志各邦国君主“开明专制”下的“重商主义”政策。对国家保护性政策的长期依赖性，使他们从来就缺乏对民主政治的强烈信念。
    19世纪上半期开始的德国工业化浪潮给家庭手工业者带来灭顶之灾，惟有与人们切身需求直接相关的手工业者，如裁缝、鞋匠、厨师、理发匠、泥瓦匠才能存活下来（注：托马斯·里佩尔代：《德意志史，1800-1866》（Thomas 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1800-1866），慕尼黑1983年版，第214页。）。面临严重“超员”的手工业者对任何变动都感到威胁，对陌生外来者备加防范，他们反对工业化，反对工商业自由，反对自由迁徙的公民权。在经济行为上，他们不具有冒险精神，而是充满胆怯；在市场上，他们不具有扩张性，而是防御性的；在政治观念上，他们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保守主义的，因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是一种进步因素，而是一支妨碍性力量。
    独立的小企业主、小商人们也属于这个集团。在激烈的工商业竞争中，他们的行为态度同样是防御性的。他们大多以冷淡的观望态度来面对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扩张。德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希汉指出：“这些人并不以一个生机勃勃的工业化社会为理想，他们希望的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领导一个自己的企业，他们想要的是一个不断繁荣的小企业和个体商业的独立经营者共同体，来避免那种在文化上起破坏作用的工厂制度。”（注：詹姆斯·希汉：《德意志的自由主义，从18世纪的开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770-1914》（James Sheehan,Der deutscheLiberalismus.Von den Anfangen im 18.Jahrhunder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 1770-1914），慕尼黑1983年版，第40页。）
    自19世纪后半期德意志帝国（1871-1918年）进入高工业化阶段以来，城市“老中间等级”受到现代化进程更强烈的排挤。这个过去城市居民的主体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不断下降，由1848年的44%下降到1882年的27%，到1930年仅剩9%（注：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第190页。）。
    这种直线下降直接与德国在工业化世界中最早完成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过渡相关。对于实行民主政治的美国来说，这个阶段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经济的中央组织化，结束于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而德国早在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就开始了，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完成了这场过渡。究其原因在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容克贵族传统权力精英们认为：“经济上的巨型组织要比这些中、小企业有效率得多，指挥起来也要方便得多。反过来讲，老中间等级即使在经济上发生虚脱，也不会产生大工业界在虚脱状态下所带来的那么广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注：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第169页。）因此，国家通过提供无息贷款、关税保护，承认卡特尔协议为合法等手段（注：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第64页。），虽然满足了工业大资产者经济上的发展需要，也带来了经济“跳跃式的发展”，但却首先危及到“老中间等级”的社会安全。由于不再能得到国家的资助，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才可能跻身于工业大资产者上层，绝大多数不能保持中间地位的人，则滑落到无产者行列之中。在工业化快速进程中，小农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农产品价格的下落与农业贷款利息的上升导致了小农人口大量流失。1871年，德意志人口的64%还居住在乡间，而到1910年，乡间居民只剩35%，其中，除大地产主与农业工人外，小农仅占总人口的15%左右，而到1930年只剩10%（注：托尔斯泰因·菲伯伦：《德帝国与工业革命》（ThorsteinVeblen,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纽约1954年版，第228页。）。国家对贵族大地产特别的优待和资助，本身意味着对小农的冷落和歧视，因此，他们与城市“老中间等级”一样，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附属物，其意识是以一种过了时的“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追求为方向的。
    等级上的隔阂感、对工业化的陌生与畏惧以及要求国家的保护，刻画出了整个“老中间等级”的心理特点。丧失旧有独立性的威胁和陷入社会分化过程的担忧，使他们中的败落者早就在寻求一种向后退却的反经济自由主义、反工业资本主义、反都市化运动，即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了，这种人也总是习惯性地在犹太同行竞争者身上寻找“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