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为“新中间等级”的“职员集团”
    作为“新中间等级”的“职员集团”，其成员是第三产业服务性行业中的执行者：如餐厅酒巴的服务员、商店的售货员、银行的出纳员、邮政局的邮递员、加油站的接待员，以及大企业中的参与管理者，如秘书、会计、监督员、管理员、技术员、工程师和司机，总之，一切能被称之为“白领阶层”的受雇者。随着第三产业的日益发展，工业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的不断现代化，这个“白领阶层”的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并在总人口中具有最大的增长率。他们从1882年的1.9%上升到1907年的5.7%，并在1930年占据了总人口的12%（注：埃克·亨尼希：《市民社会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第113页。）。
    “服务型职员集团”形成一个独特的职业新世界。他们的工作特点就是与各式各样的社会圈子里的人打交道，跟来自任何阶层的人“套近乎”，这尽管造就了现代世界的一种文明条件，但他们从不羡慕自己的社会角色。这个集团也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中间等级”。在经济上，他们并不是“独立经营者”，这使他们有别于“老中间等级”。在政治上，他们并不属于统治者阶层，这又使他们有别于“公职人员集团”。如果人们寻找这些服务型职员与非产业工人的区别，如百货公司的女售货员与女裁缝、餐厅服务员与泥瓦匠之间的区别的话，只能从一种“自我意识”中才能找到。那种“高于工人一等”的意识在现实中并没有坚实的基础，以致于他们也被称为“虚假的中间等级”（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Ralf Dahrendorf,Gesellschaft und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慕尼黑1968年版，第103页。）。但恰恰是这些自我社会身份最成问题的人，比任何人都更为响亮地捍卫中间等级的思想与特权。
    对于大企业中的“参与管理型职员”，德国社会学家卡尔·伦勒尔作过这样的概括：“这是一些资本家花钱雇用的帮手，他们不是作为工人，而是作为受雇于老板的‘私人官员’出现的。他们虽没有受雇于国家，但仍在私人企业的小社会里表现出一种浓厚的官僚主义气息。因此，除产业工人外，还出现了这种技术管理意义上的‘服务等级’。”（注：卡尔·伦勒尔：《现代社会的变化》（Karl Renner,Wandelunge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维也纳1953年版，第211页。）从根本上讲，这类职员与产业无产者一样属于受雇者，但作为受雇者，他们又与产业工人有着重要的区别：他们在劳动时间、劳动收入、劳动独立性方面有着比产业工人优越得多的地位，他们与产业工人还有思想方法上的不同。德国社会学家海因里希·波皮茨作过这样的比较：“产业工人用两分法的观点来看待这个社会，他们将社会视为一个分裂的世界，一种人高高在上、一种人处于底层，而他们自己正处于底层。职员则从等级观念出发来看待这个社会，他们只认在他们之上的上级和处于他们之下的下级，并看到自己处于中间位置，因而在等级上有着敏锐的辨别力和敏感性。这种人总是力图证明自身也具有特别的社会地位，其目的是想掩盖他们靠工资为生的依附性现实。”（注：海因里希·波皮茨：《工人的社会观》（Heinrich Popitz,Das Gesellschaftsbild des Arbeiters），蒂宾根1961年版，第242页。）
    职员身上呈现出强烈的现代化进程的痕迹。专业化资格和劳动位置上的区别，将技术员与企业管理人员、女秘书与女售货员区别开来，而机械化、传统工作方向的丧失、劳动市场的流动性和无名性，又总是偏爱那些更有效率、更年轻、更漂亮的后继者。这种社会蒸馏形式有着共同的方向，它用宣传媒介操纵大城市的业余时间，并满足消费世界的需求。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指出的：“这个理性化的、精神空虚的、以消费为方向的工业现代主义世界，正是职员思想意识矛盾性发展的致命性象征物。”（注：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职员》（Siegfried Kracauer,Die Angestellten），法兰克福1971年版，第97页。）
    “职员集团”这种介于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状态，将其所有成员推到了社会和政治地位难以确定的“冷、热水交替浴”中。他们在政治上的摇摆性，随着经济形势的波动表现得最为明显。早在德意志帝国时代，“他们的政治选择已经表现出一种无法估量的多样化，没有任何一个以阶级名义进行宣传的政党能有把握地赢得他们的支持”（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第103页。）。
    现代性、优于工人的特权虚构、“向上爬”的方向、对地位下降的恐惧，在职员中造成了一种爆炸性的混合。一旦他们对理性化未来的希望在危机中破灭后，从中发展起来的只能是一种超比例地向反理性的右翼激进主义的政治转向，尤其那些犹太资本占优势的第三产业中的职员，他们表达出来的愤慨中，早已流露出了反保守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反犹主义特征。
    三、作为“普遍阶层”的“官员集团”
    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条专制国家的道路上，容克子弟之所以能处于国家政治与军事领导的顶尖位置，主要依据的不是个人能力，而是贵族世家的高贵血统。这种“权力精英贵族血统化”传统可追溯到腓特烈大帝提出的理论：“惟有这种血统才能确保他们对政权的忠心耿耿。”（注：彼特·鲍格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Peter Baumgart,Erscheinungsformen des preussischen Absolutismus），格尔默尔林1966年版，第75页。）因此，不是由这些搭上“血统自通车”、担任高级公职的容克子弟，而是由他们代表国家招募来的市民子弟，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职人员集团”主体。
    “公职人员集团”由两大类成员组成：一类是由中、下级官员组成的“官员阶层”；另一类是由各级教师组成的“学者阶层”。现代化管理上的多重复杂性，教育对社会的重要作用，使“公职人员集团”人数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1907至1930年，这些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拿国家薪水的人，一直较为稳定地维持在总人口的5%左右（注：埃克·亨尼希：《市民社会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第113页。）。中、下级官员虽然构成“新中间等级”的一部分，但在意识上将自己作为“普遍阶层”来感受。这种感受源于黑格尔所下的定义：“这是一种现代国家的普遍阶层，它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具有将社会的个别利益与进行平衡的国家行动彼此联系起来的功能。”（注：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现代德意志社会史》（Hans-Ulrich Wehler,Moderne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科隆1970年版，第55页。）作为受雇于政权的专门性管理人员，这个“为国家服务的等级”在整个官僚机构中拥有强有力的职业地位，“国家公益保护者”角色的自我理解，使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具有独裁主义、官僚主义气质的国家主义者。
    每一位非贵族出身的官员都在经历一种“暂时不为人知的渺小”，并具有“参与了政治执行”的自我意识。在这里，引证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的话，最能描述出这些人的心理状态：“他们觉得口中嚼着由可怜的工资组成的干面包很有味道，因为他们大量参与了国家权力的履行。他们手中掌握的实际权力越多，就越是追求那些能体现社会威望的等级身份；他们承担的管理功能越小，个性可能产生的效果和发展的可能性也就越少；他们越是被置于上级指令之下，首创精神和主动性就越是受到压抑，也就越是对‘公众’保持不可接近的‘窗口距离’；他们越是对肩章、佩剑这些代表当局非人格化的庄严象征物感到兴奋，就越是证明他们自身受到了这些象征物的保留所带来的伤害。”（注：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Theodor Geiger,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斯图加特1932年版，第98页。）
    与那些大权在握的传统贵族权力精英比起来，中、下级官员充满了自卑感，权力金字塔的顶尖让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经济不景气时期的政府裁员使他们心惊胆颤。尽管他们也力图通过“德意志官员联盟”之类的组织来保护自身利益，但集体的“罢工”从无可能。这是因为所有的官员都想“往上爬”，因而维持了官僚机构中组织性与纪律性，也构成了官员个人之间竞争性结构的前提。但是，由于这种竞争是在一种依附性的上、下级联系中进行的，竞争的终点取决于一个处于权力顶尖的精英阶层的立场，而这个精英阶层又并不属于这个阶层，所以，中、下级官员并不能从政治上代表自身，但又必须被代表。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最为直接地需要篡权者。这样的篡权者也往往最容易借用他们的名义，来扩大自己的合法性基础。
    一般说来，能保住现存地位并有升迁可能的官员，信奉的是右翼保守主义的独裁主义，而他们中的被辞退者，则往往是力图粉碎现存秩序、并向右翼激进主义的独裁主义转向最快的人。这种特点也特别是那些军队中非贵族出身、又遭解职的中、下级军官们所共有的，因为这种心怀不满的人，本身就是力图篡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