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意志中间等级的共同特点
    新、老中间等级各职业集团尽管有着种种区别，但也有共同的特点。作为社会中间层，他们普遍具有这种心理状态，即不仅从对容克贵族、工业大资产者的奢侈豪华的羡慕、嫉妒以至怨恨中产生出“向上爬”的欲望，而且从他们相对于产业工人的优越地位中产生出强烈的自傲感，以及一旦竞争失败后便可能落入无产者行列的恐惧与担忧。面临德意志帝国时代传统专制的统治，整个社会中间层的感受是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在这场由传统权力精英推行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本身受到了等级上的岐视，因而对这个权威国家总是表现出厌恶、反感或不满；另一方面，这个权威国家毕竟还能在政治安定上发挥作用，这种安定又是他们的生存所需要依赖的。因此，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概括的那样：“他们往往具有这样的社会性格：渴望服从，又向往权力”（注：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如果说从他们对服从的渴望中，反映出对一种能为他们的利益提供确保的权威政治的寻求的话，那么从他们对权力的向往中，则产生出一条激进主义的新政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在传统上是处于中间位置的，它通过对另外两条明确路线的厌恶来体现自身：一条是关系到大地产和大资本切身利益的右翼保守主义路线，另一条是代表产业无产者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共和主义路线。正如特奥多尔·盖格尔指出的那样：“这些中间等级激进主义路线的捍卫者们，极力寻求不受来自从左到右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的感染，他们寻求的是‘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民族’，以便能在这两条道路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因为他们是将这条道路同样作为灾难和痛苦的经历来感受的。”（注：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第126页。）
    这条道路首先通过一系列激进主义的反犹组织获得了它最初的雏型，其最初的行为载体是一批出身于中间等级家庭的青年大学毕业生，以及由他们组织起来的中间等级落泊者集团。这些不能被国家机构吸收，并打有不安全烙印的年轻人，早就在通过组织激进的反犹团体来寻求政治生涯了，如帝国时代的“德意志农业联盟”、“德意志民族店员联盟”、“德意志大学生反犹联合会”以及“泛德意志同盟”等，都是由他们来充任政治与理论指导者的（注：赫尔穆特·贝尔丁：《德国的现代反犹主义》（Helmut Berding,Moderner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112页。）。这些组织就其性质而言，正是德意志中间等级在面对这个社会内部的犹太少数民族职业同行竞争者时，进行的一种自发性的社会整合化努力。自1890年以来，这种激进主义已经发展成一种具有鲜明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反现代主义色彩的东西，一种可以称之为“前纳粹主义”的东西。只不过这条反现代主义的激进主义路线，在帝国时代一时还难以形成真正强有力的社会统一化组织。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整个中间等级的成分是复杂而分离的，他们在帝国时代的命运和意识倾向也彼此不同。“老中间等级”突出体现的是浓厚的“前现代化意识”；“新中间等级”中的职员，更倾向于反保守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情绪；中、小官员则往往具有独裁主义、国家主义的传统性格；学者中更多体现的还是保守主义的民族文化观。他们之中境遇较好者，尤其“新中间等级”中的地位较稳定者，也可能选择自由主义政党，甚至是社会民主党来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表。惟有他们中最深刻的感受到现代化进程给自己带来了威胁的人，才通过这条激进主义路线来体现自身。二是由于帝国时代的政治安定中，依然有一些因素在帮助支撑这些惶惶不安的中间等级个体，如财产，相对于产业工人的社会优势地位和特权，作为施展自身权威的最好阵地与逃避竞争的避风港--家庭，最后还有作为强大帝国一员的民族自豪感。危险在于，一旦这个中间等级的地位受到强烈震动，便总是极力在政治领域中寻求激进的新独裁主义解决手段。
    六、德国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
    魏玛时代（1918-1933）的灾难性经历使中间等级的命运趋同化了。不足15年的共和国历史，竟然带来了前后长达10年的经济危机和20次内阁换届！中间等级的复杂性和分离性被贫困化和支离破碎的统一性取代了，安定的政治环境被动荡的社会局势取代了。
    共和国的头5年，中间等级便在经济上迅速败落。1923年的“超通货膨胀”达到了1美元等于4.2万亿马克的史无前例的高峰，将他们多年来的积蓄一扫而光，就连过去相对超脱的“学者阶层”也陷入“被贫穷追赶的局势”之中（注：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对德意志文学的模式分析》（Erhard Schütz,Romane der Weimarer republik,Modellanalyse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慕尼黑1986年版，第159页。）。如果说1924至1929年的“相对稳定”又给中间等级带来了一线希望的话，那么1929年10月由美国席卷而来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又使他们的努力付之东流。小手工业者贫困潦倒，小企业、小商家大量倒闭，小农被迫出售自己的土地，职员大规模失业，布吕宁政府反危机的“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的是大量官员与教员的被解雇，新、老中间等级各职业集团终于整体性地陷于全面破产的境地。
    与经济地位急剧下降相伴的是，他们的社会声望和权力的一落千丈，就连“学者阶层”也“成为人们用半同情、半厌恶的目光来看待的一种人物形象了”（注：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第100页。）。这严重影响到他们作为家庭个体权威的地位，当他们作为子女在经济上的支持人的作用丧失时，便导致了他们获取安全感的最后堡垒--家庭作用的毁灭。他们所面临的是在对付社会角色多重性和角色变换方面的困难，在未经自己成熟反思情况下可靠地调整个人行为的困难，在变化中维护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困难，在家庭中寻找兴趣与幸福的困难，这些困难尽管在每个等级的成员中都是存在的，但在地位迅速变化的中间等级成员身上，总显得特别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