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近代中国湖南现象的诘问
    湖南近代思想史，本质上是湖南人觉醒、抗争与谋求发展的认识史，是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湖南人自强以强国、自救以救民的思想历程；近代湖南思想深深受到全国各区域、各流派思潮的影响，近代湖南思想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的走向与行程，这种思想的互动，其持续之久、影响之深刻，在近代中国各省区中不多见；近代湖南思想从古代封建思想中挣扎出来，形成了一个总体上从低到高、思潮回旋交错、有湖南特色的精神体系，我们姑且将其称为“湘－儒学”、“湘－西学”和“湘学马克思主义”，三者共同构成近代湖南思想史的主体内容。近代湖南思想史其标本的代表性、完整性和研究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也不多见。
    近代湖南思想史是与社会史相伴相随、互为因果前提、交互演进的，思想的嬗变与创新导致社会的动员与进步，社会动员与发展促进思想的普及与飞跃。所谓社会动员，是指特定区域的某些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受社会思潮的启发触动，因缘时势，试图以部分或全体成员的努力去改变或维护社会面貌的社会性行动，社会动员是社会思潮与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高度聚合与释放。社会动员按其与社会发展方向的相关性可分别为正动员和反动员、顺动员和逆动员、积极动员和消极动员、理性动员和非理性动员等等。社会动员按其动员性质可分为工业社会动员、革命社会动员、战争社会动员等等。探讨湖南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近代社会动员早期的历史，不难发现其始终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生发展开的社会动员，故笔者名之曰：乡土社会动员。
    有些享受着当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学者，以现代、后现代浮华世界的视点，以后见之明的口吻和时下流行的新锐话语体系，去指责批评处于近代、前近代的历史活动主体因痛苦而挣扎、因不屈而抗争的历史行为为激进主义，无视“后发”的中国在外来挑战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他们的批评好比说：一个被捆绑起来的人应该跟着队伍前进，而且能够跟上队伍；试图用刀子割开绳索或去攻击那些曾经捆绑过他、当时还在阻挡他前进的人，是激进主义；仿佛广大乡村农民因为挣开束缚而招致的自身某种程度的伤害是过激主义的咎由自取，是几代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根源。20世纪末，少数历史虚无主义论者，采取“翻烧饼”式的方法，进行历史大翻案，抛出“告别革命”论。他们声称，由于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走上了人民革命思想引导的“激进主义”之路，所以出现了“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近百年的中国史“变成了一部不断地杀人、轮回地杀人的历史”，从1919年到1978年，曲折起转之间，“轰动”60年，整整一个甲子，“至少虚掷了三代人的血泪精华”，所以，他们主张，应当使革命成为一个贬词，应当反对革命的一切后果（注：以上“告别革命”论点转引自周振华：《应当十分珍惜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求是》2000年第16期。）。
    而一些脑袋里充塞着“革命”术语和理论的学者，固守着传统的话语体系，将历史描绘为一幅一成不变的老面孔。他们不仅在新锐们的辩论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不能回答“为什么是湖南”、“湖南有什么缺陷”等问题；而且往往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改革实践中显示出学术的窘迫处境，难以回应时代的拷问和论辩对手的盘诘，特别是不能完满地回答关于“湖南现象”历史价值与实际社会效果的诘问，不能解释现象之下掩盖的本质。
    不巧，近代湖南正是这种“激进主义”的一个重要策源地与愈演愈烈的“实验场”。近代湖南也并不因此而在社会转型与发展方面领先于全国。
    如果讨论始终聚焦于“革命”的“有理”与“无理”层面，颂扬革命讴歌革命则革命的缺陷被掩盖或成为盲点，否定革命贬斥革命则革命被当作动乱、洪水猛兽、过激主义而遭根本摈弃、无情告别。总之，革命演变与发展的内在理路，革命中出现的民粹主义倾向、过火行为等等未能得到检视。如果我们能够重回湖南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情景中，从文化积累和乡土社会内部的变迁入手，宏观把握近代社会思潮的丕变，透过纷繁复杂的思想表象，从湖南思想发展的肌理脉络、文化转换系列和代际递嬗方式着手，探询思想层面和社会层面交互影响互相渗透的复杂性，认知湖南近代社会动员的共性与特性，考察湘－儒学的方向与缺陷，湘－西学的路径与肤浅，湘学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偏颇，全面描述纷繁复杂的西方各种思想流派与湖南乡土社会的省情民俗、文化传统所发生的或浅或深、或畸或正的融合及流变；通过剖析近代湖南以农民为主体的三次社会动员，即卫道救时反教的乡土社会动员、维新排满民族革命的乡土社会动员、国民革命的农民运动的社会动员，来讨论近代湖南乃至中国农业社会初度转型的成功与失败，或许可以回答关于近代湖南现象的历史诘问，揭示近代中国湖南现象的本质。
    三、近代湖南乡土社会动员的矢量分析
    江泽民指出：“是否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注：《人民日报》2002年4月29日。）受此思想的启发，笔者认为，衡量和评判近代湖南思潮丕变与社会动员的历史也只能以此作为根本尺度。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从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问题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作历史的分析与评判时，不仅要注意分析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状态、旧的生产关系及革命形势的涨落，而且必须认真考察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角度来讲的，这要求我们必须首先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当时世界和中国的先进文化及其前进的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则不仅要求体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必须是一种长远的“根本”利益。
    所谓矢量，也叫向量，是指有大小也有方向的物理量，如速度、动量、力等。矢因量而存在，量由矢而有意义。如果说社会科学有客观存在的“尺度”，那么，矢量当是其中可以具体描述与分析的标竿。本文借用这一术语，来总结和评判作为社会转型运动的湖南乡土社会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