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近代湖南历史，革命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落后的低级的贫穷的农业社会形态。在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或地区，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典作家指出：“一个社会既是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12页。）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当社会总财富还极其贫乏的时候，当消灭阶级差别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即使以非经济的（无论是暴力的还是行政的）手段消灭了这些差别，也不会获得真正的社会进步，甚至还会引起生产和社会的倒退。不仅如此，这种“消灭”也是不能持久的。
    进入20世纪的中国，首先遭遇到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世界与自身严重停滞落后的农业文明的矛盾，其后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始终是希望学习西方的这个农业国度面临的双重挑战，历史的辩证法显形出历史之美与历史的无奈。世纪初最先向俄国寻求真理的中国人之一瞿秋白，后来曾有这样的感慨：“资本主义的魔梦，惊动了俄罗斯的神经，想求一终南捷径，早求清醒。可惜只能缩短分秒，不容你躐级陟登。西欧派斯拉夫派当日热烈的辩论，现在不解决自解决了。中国文运的趋向，更简直，更加速，又快到这一步。同梦同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俄在华原是一样，少不得必要打过这几个同样的盘旋”（注：《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中国社会进步其实也难以逃脱那些该有的历史盘旋。
    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引领农民，在20世纪的政治舞台上成为改变和塑造社会面貌的最有力度的思想潜潮。有论者干脆提出：“整个20世纪中国的政治地图，就是由文化激进主义这支重彩笔描绘出来的。”（注：胡伟希、田薇：《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在人们对现代性仍处于孜孜不倦的追求状态中，在当代中国思想重构的关键时期，通过鸟瞰湖南乡土社会动员的历史，重新审视中国的思想传统，客观理智地评价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历史作用及其后果，深刻地反思和吸取经验与教训，这对于湖南的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对于中国依然处于进行时之中的社会转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古今中外无数的历史事件从正反面证明：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必须有坚定正确的社会动员方向指引。近代湖南社会动员的历史道路崎岖曲折，千百万人在近百年的历史时期内孜孜以求、不屈抗争，在建立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业、创造了无数历史奇迹的同时，湖南也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在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竞相完成现代化任务的重要时段，湖南并未完成乡土社会转型的艰巨任务。到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芙蓉国”里“尽朝晖”依然只是诗人的浪漫憧憬，“桃花源”中仍然只适合于“好耕田”，湖南迷失在理想国里。无数的生灵卷入南京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时代，在同胞们的血泊中继续找寻着方向。按中医的脏腑辩证和脉象的浮沉迟数去综合施治和全面调理，则被历史老人留待到几十年后才逐步展开。那是一条艰难的现代化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