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近代乡土社会动员的历史，最好的比喻还是东方龙或东方雄狮的由沉睡到振起，经历了蛰伏休眠期（鸦片战争前，表现出麻木顺从）、蠕动挣扎期（1840-1895，表现为迷茫飘忽）、苏醒抖擞期（1895-1919，呈现着启蒙抗争的姿态）、腾跃飞舞期（1919-1927，显示出雄健亢奋的身影）、涅磐复甦期（1927-1949，中国震撼了世界）。
    近代湖南第一次乡土社会动员，发生在1851-1895年，相对于现代化社会转型要求来说，这是一次在封建儒学号召之下的动员。回归礼俗社会，固守农耕文明，是这次社会动员的本质属性，表现出马克思所称奴隶们对埃及肉锅那恋恋不舍的深情的一瞥。动员却是与动员的性质无关地被真实推进着。由农民构成的叛军、官军、团练、会党使乡村迅速武化，传统势力、外来势力与动员起来的民众力量在较量中实现了强弱转换，此消彼长，民众得到了锻炼，开始了力量的积蓄。
    继起的动员（1895-1919年）从方向上来分析，是与儒学动员反向而动。西学--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化--始终在其中扮演思想领军的角色。独步一时的维新运动之所以以湖南为重镇，湖南“军兴”以来的“中兴”功业无疑使人寄予新的期望。维新变政所以能由自立军迅速转为激进革命的新路，是前此几十年社会动员力量积蓄的结果。排满兴汉是了无新意的社会动员，但从动员度来说，它切中了民众跳动的血脉，引发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民族主义大动员。由排满逐步转化为共和民主革命，对于湖南来说，与其说具有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不如说因为具有社会力量。革命是在一边发动、宣传的同时，一边进行理论的输入、创造与论证，革命也不是理直气壮地针对桎梏新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所以，迄今学界仍然对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存在争议。至少，以乡土社会动员面貌出现的湖南革命，不会提供太多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说的历史论据。正由于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薄弱，短暂的动员过后，湖南社会复归于沉寂。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动员及其中国化的国民革命的社会动员（1919-1927年）符合时代主题。国民革命本质上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主革命，在农业社会它又是变革乡村权力关系的革命运动，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具有克服辛亥革命缺陷的意义。湖南农民能迅速地被广泛动员起来，依然有近代以来历次社会动员打下的坚实的底子。儒学＋西学＋社会主义，就是近百年湖南思潮丕变的纲。只不过都烙上了湖南近代社会文化的印记，所以准确地说是湘儒学＋湘西学＋湘学马克思主义。条分缕析近代湖南层垒的思想资源，可以发现，近代湘儒学并不完全是陈腐的孔孟之道，湘西学也绝对不是全部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和科学理念，湘学马克思主义从传入、应用的开始就被中国化、湖南化了。湖南近代激进与亢奋的根源，在于乡土社会，也在于儒学、西学和社会主义对湖南的浸润与化合。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动员仍以农民为绝对运动主力，从社会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阶级基础来分析，是一种虚火上攻的表征；湖南农民运动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偏向，其民粹主义的激进行为，则在社会动员逐步进入高潮的阶段偏离了国民革命思想的原有设计，出现了不完全符合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求的偏失，这正是国民革命失败的重要的主观原因。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5页。）“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考察与解读近代中国的湖南现象，我们应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湖南近代乡土社会动员是湖南近代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发动。所以，秉承历史惯性，湖南近代社会动员的“量”是持久而巨大的，但在“矢”的方面则值得审视。
    在强调经济关系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和基础的同时，唯物史观也并不否认“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同样处于乡土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湖南在近代的社会动员中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乡土社会近代转型过程中奋飞的头雁。有论者指出：“独立根性”是湖湘文化的独特个性和根本特征，是湖湘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根本所在，是湖湘文化精神的精髓所在。其主要表现在于湖湘历代知识精英均焕发着一种“无所依傍，浩然独往”而不囿于成见的创新精神，一种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卓励敢死、强悍炽热的士风民气。湖湘士民有一种自振于他省的浩然独立精神，用杨毓麟的话说，即湘人无奴性，冯友兰则说楚人多有极新之思想，钱基博则认为湘人能自创风气，并能别于中原人物而独立（注：参见丁平一：《试论湖湘文化的根本特性》，〔长沙〕《求索》1998年第5期。）。近代学者刘修如在《湖南精神》一文中，评价为“此湖南人之革命性，甘冒险，不享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愿走冷门，不烧热灶之湖南精神耳”（注：刘修如：《湖南精神》，《社会评论》，1937年2月16日第60期。）。陈寅恪、钱穆、鲁迅、孙中山、陈独秀等都对湖南人革命精神、独立自主精神、独创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经世致用精神、实事求是精神等等多有赞誉。
    “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这是费孝通描绘四十年代中国社会乡土本色时的感慨，也可以是湖南乡土社会动员局限性的最好写照。一个“土”字，是百多年湖南思想展开的根系所寄与社会动员枝繁叶茂的底壤。从数世同堂的耕读到卫家保产的团练，从科举军功的索求到江湖绿林的觊觎，从反洋教到反满，从抢米到起义，从犁头镰刀红旗到梭标红缨枪，般般件件，渗透着血和泪水，又散发出每年春天老农一圈一圈犁开的泥土所特有的那种沉香。
    近代湖南社会生产力在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未有质的飞跃，不仅不能与世界上一批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相比，甚至远远落后于中国东部地区。在鸦片战争国门被强力打开之后，在洋务运动中，在湖南维新和晚清新政期间，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都出现过一些有利于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但湖南因为自身历史文化的内因，没有能够抓住这些稍纵即逝的机遇。湖南长期以农业省著称，到1949年，湖南全省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仅为16.7%，其中还包括了大量的手工业产值在内（注：《当代中国的湖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