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5月，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作为商务印书馆《百科小丛书》第51种著作正式出版，这是李大钊有关史学的理论研究的总结性著作。通过这部著作，李大钊对史学与客观历史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史学的起源、目的、对象、性质、特征、系统、功能、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它的出版，标志着李大钊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而作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它为此后影响日广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的时候，仍然能感受到作者的睿智，被体现这种睿智的观念所吸引。正是这些观念，促成了李大钊史学理论的最终形成。
    一、革新的观念
    从20世纪初期开始，“史界革命”、“史学革新”的呼声不断（注：如梁启超在《新史 学》一文中急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6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中华书局1989年3月影印）。邓实在《史学通论》中也提出：“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政艺通报》1902年8月18日）；也请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4期，1983年第2期。）），学界的关注与回应，引发了中国史学的革新思潮。但也应当看到，这些呼声大都停留于口头呼吁的阶段，理论上的研究十分鲜见，这使史学革新的进展因缺乏坚实的理论依托而受到影响。一些史学革新的最初倡导者未能将其主张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并付诸史学实践，理论探讨上的缺失无疑是重要的原因。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李大钊从理论上对史学革新所进行的深入探讨便显得尤为重要。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作为一名思想极为活跃的青年，李大钊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开始萌发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全面革新的思想。在他看来，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在内的社会诸方面的全面革新，是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唯一途径。他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1914年11月）、《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以及《<晨钟>之使命--青年中华之创造》（1916年8月）、《青春》（1916年9月）、《宪法与思想自由》（1916年12月）、《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1917年2月）等文章中，通过历史的考察和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提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只有冲破一切旧思想的束缚，坚持革新，才能使国家和民族出现新的景象，获得勃勃生机。他从不同的角度反复阐明其革新主张，大力倡导革新。提出应当重建“新道德”、“新制度”、“新生活”，“再造”“新文明”、“新民族”、“新国家”、“新荣中华”、“新世界”。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与此同时，其全面革新的思想也逐步走向成熟。此后，他在1918年5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的《新的！旧的！》一文中，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以及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等演说和文章中都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新事业”的开辟、“新组织”的创建、“新运动”的开展、“新秩序”的建立等一切革新，都要顺应无产阶级革命这一“二十世纪新潮流”，而这种新的时代潮流出现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便是作为“世界改造原动力的学说”的马克思主义。
    由上可见，力主革新的观念在李大钊的思想发展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倡导在社会各方面进行全面革新的观念，使他的思想始终处于时代的前列。正因为如此，当他对史学思想史和史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在他对旧史学进行全面检讨的过程中，大力倡导史学革新并以最先进的理论指导这一革新成为他的必然主张。在其史学论著中，他反复呼吁应当进行史学革新并从理论上对史学革新的必然性和连续性等进行了详尽、全面的阐释。在他看来，史学革新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历史观的更新与发展而形成的人们对历史的重新解释与记述，是史学发展进程中必然发生的一种变革，“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历史使命，也是史学革新必然性的体现。（注：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他认为，史学革新不仅必然发生，而且是一个连续不断、生生不已的过程，对历史的任何“改作重作”，都不是史学革新的结束，都会在新的时代被新的改作重作所取代。不断更新的历史观念使史学革新无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都不会终结、停止。因而，“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注：李大钊：《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3-384页。）
    与此同时，李大钊强调，进行史学革新，不仅是历史的记述上的，而首先是理论上的。在李大钊看来，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其科学性最基本的表现形态是历史理论的建立，与单纯的“记述的历史”相比较，“理论的研究”是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表现和走向科学化的标志。但在当时的中国，作为“一种科学的学问而言”的历史学还没有形成：“中国并不没有普通的记录，而专攻历史，以历史为一门科学的，却是没有。”（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历史一辞的意义》，《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0页。）因而，要改变中国史学的这种落后状况，需要进行史学革新，史学家要改变旧有的观念，要知道“记述历史以外，尚有讨论一般的性质、理法的历史理论，亦不可不成立。”（注：李大钊：《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2页。）要进行方法上的革新，要根据历史理论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采用新的方法进 行新的研究，这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
    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将自己的史学研究主要放在了理论的探讨上。他对近代西方不同的史学理论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和比较，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状，最终形成了自己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史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