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的观念
    在李大钊看来，现代史学应当是一种科学的学科，科学化是现代史学的追求，这种科学的观念使他对史学的科学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相关论著中，他反复提及史学的科学化问题。同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特质及其在史学走向科学化中的作用。
    李大钊认为，历史学是具有科学性的学科，其科学性最基本的表现形态便是历史理论的建立。他在《史学与哲学》一文中十分明确地说：“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为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的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在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的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4页。）因而，研究史学的人，应当打破旧史学的局限，把历史理论的研究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实现史学在学科形态上的科学化。李大钊同时指出，历史理论的研究是服务于历史规律的探求的，历史规律的探求是历史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他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中指出：“历史理论的研究，其目的尤在为关于历史事实一般的说明。”也即“就某种事实或对象而为一般的研究，明其性质，究其理法。”（注：李大钊：《史学要记·什么是历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6页。）在《史学要论·历史学的系统》中，他再次明确指出：“历史理论是以一般就种种史的事实研究其普通的性质及形式，以明一以贯之的理数为目的的。”（注：李大钊：《史学要记·历史学的系统》，《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93-394页。）也就是说，作为史学科学化标志的历史理论的研究，是围绕探求贯穿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理数”或“理法”即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而展开的。因而，要实现史学的科学化，必须确立起探求历史发展规律这一科学的研究目标。
    李大钊提出，要实现历史学的科学化，必须构建起一个科学的学科体系，这是史学走向科学化的重要保证。他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中指出：在当时，“历史科学”之所以未能得以“成立”，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作为一种“严正的历史科学”，“尚未能完成其整齐的系统”。（注：李大钊：《史学要记·什么是历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8页。）因而，要建立科学的中国史学，在重视理论研究和规律探求以实现学科形态的科学化和确立科学的研究目标的同时，还应当努力构建一个完整、科学的学科体系，以此为依托，实现中国的史学科学化。为此，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书中辟出专章，以文字论述与图表示意相结合的形式，提出了他对这一体系基本构架的设想并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李大钊强调，史学科学化的关键在于要“依据进步的史观”去“重作”历史，也就是要用先进、科学的理论指导新时代的史学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历史科学赖以建立的理论依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人们摆脱了旧史学的窠臼，为人们开辟了一条对历史作出正确解释的“新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合理的”。（注：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25页。）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把历史学提到了“科学 的地位”（注：李大钊：《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1页 。），为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使历史学的发展，“日益隆盛”。（注：李大钊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05页。）
    李大钊的以上论述，不仅充分体现出他在史学理论探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的科学的观念，也是对中国史学向科学化形态发展的具有启蒙性质的理论阐发。
    四、现实的观念
    李大钊在对史学理论进行研究、总结与阐发的过程中，对现实社会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强调史学的现实作用，现实的观念是李大钊史学理论的重要特征。
    在1923年发表的讲演稿《史学与哲学》中，他在论及史学的现实作用时说：“凡一种学问，必于实际有用处，文学、史学都是如此。”他在文中指出：史学“于人生有极大的影响”，它激发人们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当人们“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鼓动了，不由的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9、297页。）也就是说，史学与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密切相关，这是史学现实作用的集中体现。
    对于史学研究的这种现实作用，李大钊在其史学论著的很多地方都进行了论述，在《史观》一文中他说：人类生活在“无始无终，奔驰前涌的历史长流中”，“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苟不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则我之人生，将毫无意义，靡所适从，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注：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27页。）在《史学与哲学》和《史学要论》中，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历史观对于人们人生观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旧史观使人们以为自己的生存与境遇的改善，只能“靠天 、靠圣贤豪杰”，因而“生逢衰乱的时代，便发出‘旻天不吊’或‘我生不辰 ’的叹声”。这种陈旧落后的“听天认命的历史观”，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人生观，使 人们失却投身社会、变革现实的勇气，从而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只有树 立起新的科学、进步的历史观，才能“去掉”那种长期束缚人们的“悲观、任运、消极 、听天的人生观”，给人们以“乐观迈进的人生观”，使人们知道社会的进步是靠包括 自己在内的“一般人”所推动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的历史，都是包括自己在内 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认识到“我们的新时代，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进而 增添“新鲜的勇气”，“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注：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8、426页。）因而，摈弃旧史观，树立新史观，直接影响到人 们正确人生观的形成从而关系到对现实的改造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